1994年是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周年。9月7日至11日，由山东省宣传部、中国历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威海市委和市府等单位发起，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了“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峡两岸及日、韩、美、德、加等国的历史学者125人与会，提交论文98篇。与会者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并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显示了国际间甲午中日战争史研究的新水平。与会者的论文和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甲午战争的起因、战备和中国战败的原因 （一）关于战争的起因 林子候（嘉义大同商业专科学校）的《甲午战争前日本之内政与备战）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近代化方向不是采取市民政权之成长，而是选择普鲁士式的绝对主义，把“武国”和“扩张”作为最高国策。虽然确保朝鲜市场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动因之一，但即使没有“朝鲜问题”，中日间之战争也势所难免。刘学照（华东师范大学）的《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三次会晤》提出明治维新后日本历史走向问题。认为，明治维新即将成功前后，日本近代化进程发生了“脱亚入欧”的折变。作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主要历史动因的“大陆政策”，显然是日本“脱亚入欧”历史走向的产物。李廷江（亚细亚大学）的《日本财界与甲午战争》强调了战争的经济因素。认为力图恢复日本在朝鲜的“商权”，是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山本四郎（神户女子大学）的《小川又次稿〈征讨清国策〉》认为日本陆军在1887年已决定非打中国不可了。中塚明（奈良女子大学）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认为，7月23日以占领朝鲜王宫为主的日军行动，是在日本外交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朴日根（韩国釜山大学校）的《李鸿章的避战外交与陆奥宗光的开战外交》，也详细论证了陆奥外相和日本外交当局运用外交手段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藤井志津枝的《甲午战争与日本的大陆浪人》指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过程中，国内的国权论迅速膨胀，而以国与国平等为基础的国家论及个人主义终至消失，揭示了战争的思想动因。水野明（爱知学院大学）的《日本侵略中国思想检证》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可溯源于16世纪的丰臣秀吉之侵朝征明战争。到了德川时代，这种称雄大陆外扩膨胀的思想，更普遍地影响了一般民众。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是一种“夺亚”的思想，是侵略中国思想的总结。 （二）关于日本的备战 林子候认为，1882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后，日本把中国列为假想敌，进行全面备战。到1893至1894年初，已具备了向中国挑战的实力。刘学照认为，中法战争后的十年，是日本系统形成“大陆政策”、力图“脱亚入欧”的十年，到1893年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大体完成了建立战时体制的准备。马幼垣（夏威夷大学）的《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论析了“三景舰”在黄海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后，指出实际上日本海军是在主要作战工具存在严重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时，便仓皇上阵的。 （三）关于清政府的战备与战争指导 王楚良、施渡桥（军事科学院）的《清政府的战备与甲午战争》认为，清政府的战备指导思想，存在着立足于和、“以守为防”、疏于援朝和不重视研究敌情等错误；实际战备中又有军队近代化滞后、海防部署不周、动员体制落后和后勤体制庞杂等方面的缺陷。赵国钧（海军司令部）的《甲午海战若干经验教训的思考》认为，清朝统治者对形势估量大大落后于实际，战争准备远远落后于实战要求，没有主动开辟海上战场，从而导致海军失败。苏读史（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甲午战争与晚清海防方略》、皮明勇（军事科学院）的《试论甲午战前中国之海战理论与北洋舰队的作战指导失误》、史滇生（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甲午战争和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孙占元（山东师范大学）的《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等文，对清政府的海防思想、海防方略、海军近代化和北洋舰队作战指导等方面的缺陷和失误作了仔细的论析，并揭示了这些缺陷与失误同甲午海战失败的联系。 （四）关于中国战败的原因和教训 迟云飞（湖南师范大学）的《从国情国力军力的对比看中日甲午战争》认为，在军力上中弱日强，在国力上中强日弱，在国情上中劣日优，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利在久战，但中国未能坚持下去，最后失败。刘学照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由于战前的绝对国力没有增强，而是由于相对国力弱而败于日本。张一文（军事科学院）的《清军甲午战败军事原因析》，从国防发展战略失误、对日军迟迟不作军事准备、战略谋划不善、对海军使用不当、军队素质差和国防体制陈旧等方面分析了清军战败的原因。苏小东（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探》指出，当时北洋海军弹药储量相当可观，北洋海军在黄海战争中弹药不足，完全是丁汝昌没有带足弹药所致。董蔡时、王建华（苏州大学）的《浅议甲午陆战中清军的装备》也认为，淮军的准备是相当充足和先进的。李鸿章将战争失败归因于武器落后的说法，是不足信的。但清军的装备及其使用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许多武器落入日军手中，导致双方装备发生逆转，使战争最后失败。郭毅生（中央民族大学）的《中日甲午战争刍议》认为，避战主和、和战两歧、消极防御是中国战败的缘由。张玉法（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山东对甲午战争的反应》认为，山东战场所以失败，是由于海战与陆战不能作适当的配合，部分官员失职和军队纪律不严，援军不至等。 在战败的教训方面，王家俭（台湾师范大学）的《甲午海战挫败的几点反思》指出，中国原为陆权国家，缺乏重视海防的传统，创建海军未能中央化和统帅任用之不当。当是主要的错误，致败之由，值得反思。董志正（大连市文联）与吴振华的《丧失机遇就必然被动挨打》则强调，洋务运动不是全面改革，故发生日本战败中国的残酷事实。郭墨兰（东岳论丛杂志社）的《甲午战争百年文化沉思录》则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人基于传统文化的“天下中心”、“封藩”、“华夷”等观念和自大心态，“羁縻”思想，以及“非制海权”、单纯防御等观念，是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陈福坡（日本中华宗亲谱系学会）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指出，百年来的痛伤、裂痕几乎仍未能弥补；海峡两岸所谓的“意识形态”、“统独情结”，似乎都与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关。希望检讨过去，策进未来，深盼中日两大民族携手合作，迈向令人满意的大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