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之初，以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为代表，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中体西用”的口号，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无独有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亦即日本近代化的起步阶段，也曾提出过“和魂洋才”这一颇有影响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极相类似，都反映了当时两国人们对待西方先进文明的基本态度，亦即反映了两国近代化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今天，我们研究两国近代史上的这两种对外开放观，对于加深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是不无裨益的。 两种对外开放观的形成 “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的形成，究其基本原因，是由于西洋文明对两国原有文明进行撞击的结果。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在西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传统文明自成体系，独领风骚；就日本来说，在西洋文明尚未传入之际，一直向往的乃是中国古代文明，尤以隋唐典章制度为典范。西学东渐后，西洋文明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和日本。西洋文明属于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为物质基础的近代文明，与当时中国和日本以小生产自然经济为背景的封建传统文明相比，是一种更先进、更具活力的文明。他的传入，对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明产生了强大的撞击力，迫使人们正视现实，转变思想，抛弃旧嫌，接受西洋文明的熏陶，并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口号的提出，就是这一过程的集中反映。这方面思想的出现，在中国是与洋务思潮的形成紧密相联的；在日本则是与幕末传统西洋观的转变分不开的。 （一）洋务思潮的形成与“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 洋务思潮是与兴办洋务事业、发展近代经济事业等有关的思潮，它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因阶级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冲击，以及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内忧外患，上下交困，正面临着“古今之奇变”。一批朝野志士仁人迫于局势变化，摒弃一向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陈习陋见，开始大谈洋务，主张学习西方，取长补短，富国强兵。如李鸿章即说：“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①，“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②，“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③。 但是，采习西学是否会将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中学”成果毁于一旦，甚至导致“以夷变夏”？人们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担心或忧虑，一些洋务思潮的反对者也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洋务运动。于是，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二者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便尖锐地摆到了洋务思潮代表者的面前。本来，洋务思潮的代表者大都是些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皇室贵族、达官权贵或地方官僚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对这些人来说，清朝基本政治制度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封建统治的根基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必须以此为前提，或者勿宁说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或在这一基本认识的指导下，“中体西用”口号应运而生，被一部分洋务思潮的代表者提了出来。 （二）传统西洋观的转变与“和魂洋才”思想的出现 日本在幕末开国前，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大致相同，当时的日本也存在着盲目骄傲，狂妄自大的思想。受中国古代有关“夷狄”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日本一般也称西洋诸国为“夷狄”，或称“戎狄”、“蛮人”、被作为信奉邪教，不知人伦，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予以蔑视；同时也被作为野心勃勃，欲据日本列岛为己有的侵略势力而予以敌视。蔑视和敌视，正反映了幕末开国前日本传统西洋观的基本特征。 江户中后期开始，尤其以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来航为契机，日本传统的西洋观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面对欧美军舰炮火的威胁，日本人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不得不正视当时事实上的确先进于古老东方文明的西方文明。为了抵制西洋列强的侵略，谋求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人们开始认识到了解西方，研究西方以至吸取西方先进文明的必要性，于是西洋文明开始受到重视。如果说“蔑视”与“敌视”反映了幕末开国前日本传统西洋观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正视”与“重视”则可以概括为幕末开国之际及其以后已经发生变化的日本西洋观的基本特点。“和魂洋才”思想就是在这种西洋观的支配下逐渐形成的。 两种对外开放观的内容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最先对“中体西用”思想有所表述的是冯桂芬。他于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在其中的《采西学议》一篇中提出了采习西学，以求自强的主张。他指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种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的论点，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表述。 之后，许多洋务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都述及这一思想，如左宗棠即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逾。”④李鸿章也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⑤。“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⑥。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⑦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⑧邵作舟说：“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迥然出万国之上”⑨，“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之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⑩康有为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