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的形成

      中国第一批新式人才群是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中国大地上首次掀起的一场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运动。它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以“中体西用”为准则，倡导西学，广泛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这就必然需要一批为之服务的各种人才，同时也势必有力地冲击了“中学”的传统文化，使科学在中国开始植根，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起来，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洋务运动在中国社会历史领域里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社会功用就是促使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的形成。

      一

      中国第一批近代人才群可以说是由两代人组成。第一代是在与洋务事业的结合中形成的，二者结合的途径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洋务官僚个人的招聘和使用，这是新式知识人才进入洋务事业的主要途径。洋务派办洋务，首先是需要外交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但是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大都是些唯四书五经和唯上级唯皇帝是从，既无开拓精神，又无应变能力，整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仅能完成履行一般公职的封建仕大夫。由于洋务事业多由洋务派大官僚个人直接控制，所以，迫于需要，他们便利用个人的权势，着力搜求所需的知识人才。清末沿袭下来的幕府制，又为他们罗致人才提供了最为自由方便的条件。于是，自洋务运动的倡办人曾国藩开始，各洋务官僚都四处贴榜招贤，广延才人奇士，作为自己的幕僚，助办文武及洋务诸事。据记载，曾国藩不仅广招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选，如被称为“曾门四子”的遵义的黎庶昌、武昌的张裕钊、桐城的吴汝纶和无锡的薛福成等人，还特别留心“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①。1861年（咸丰十年），以“研精器娄，博涉多通”②奏召徐寿、华衡芳等自然科学家来安庆，创办内军械所，是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洋军器的制造厂。曾国藩募有100多人帮助出谋划策和举办洋务事宜。特别是洋务派头号人物李鸿章，更为觅才若渴。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入沪任江苏巡抚时，便因赞佩冯桂芬的才识聘其入幕，助办洋务数年。冯桂芬出身于翰林，江苏吴县人，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逃至上海入主李幕。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曾多次建议清廷改革，著有《校邠抗议》等书，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其他近代事业。其思想对洋务派影响很大。马建忠、徐润、马良、唐廷枢、李金镛等也都先后被他罗致门下，成为他办洋务的得力助手。如唐廷枢、李金镛等人，可谓是洋务时期具有突出经营才干的人物。唐早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求学，以后又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和上海海关任事，并长期充当怡和洋行总买办，担任过三家轮船公司和上海丝茶两业公司的董事。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社会经历，使他对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由李鸿章札委，他先参加轮船招商局的工作，后又负责开平矿务局。开局创办伊始，就将利润的获得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因而使得开局具有比较浓厚的资本主义经营色彩。李金镛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和难得的企业家，他主持的漠河金矿按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采用西方近代企业管理方式进行经营，驰名中外。伍廷芳在英国学习毕业后，驻外使臣陈兰彬、郭嵩焘等争相罗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呈请以高薪任用，后入李幕，助办外交。甚至连王韬这样因通太平军嫌疑遭朝廷通辑的人，洋务官僚也敢冒嫌疑，乐于结交。王韬早年任职于上海的一家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1862年—1870年间，被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了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主张中国变法自强。李鸿章慕其才识，默许他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王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交游甚密，常为洋务派出谋献策，并多为采纳。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又奏请在全国各大城市来设立洋学局，专门负责搜罗散处于社会中的人才，清政府也予以鼓励，并准许可随时随地自由任用。这样，首先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各洋务大官僚幕下凝集了一批新型知识人才。

      二是清政府的饬举与征召。在洋务官僚的推动下，清政府利用历朝沿袭下来的较灵活的“荐举”制度，屡次谕令各地官吏，荐举“才有专才”、“奇才异能”的通达洋务和自然科学技术人才，并予以征召任用（如同治元年、九年、光绪十年、二十一年均有这种谕令）。如数学家李善兰就是经郭嵩焘荐举，于1868年（同治七年）被朝廷下谕令催召入京师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的。此外，在洋务官僚及其他开明官吏人士的一再呼吁下，清政府不得不对严格的科举制予以变通，增开算学等科，使科学知识成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之一。

      三是在参加洋务事业的实践过程中，转变为新式的人才。在洋务运动初期，中国的文人大都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忠实卫道士，后来在参与洋务活动的实践中，他们最终冲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堡垒，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如薛福成、黄遵宪等人，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薛福成出身于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熟读经书，屡登科场，但累试不第，直到他利用其父与曾国藩的旧故关系于1876年（同治六年）进入曾幕时，仍醉心于科举，最终于次年31岁时考上了“副贡”。随后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过程中，了解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科技文化，遂著书立说，倡学西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家。通俗诗人黄遵宪举人出身，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往日本任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思想发生了变化，积极倡导以西法进行改革。这表明，新环境给封建士大夫带来的新知识驱赶了他们原有的一些旧观念。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迈步加入“洋务”行列，特别是来到欧美各国的人们，进入一种和中国的传统大不相同，甚至于完全相反的环境中，遇到的是他们从未所闻的客观事实，其思想认识不能不发生变迁。即使最顽固的人们，当他来到这种新的环境中，旧观念也必将逐步为新知识所代替。关于这一点，刘锡鸿的思想转化轨迹就是一明显的例证。刘锡鸿在1876年（光绪二年）任驻英副使之前，主张“用夏变夷””最力，极力反对仿造外洋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发展工商业。他把主张“师夷之长技”的人们骂为“汉奸”，叫嚷“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他宣传和外国通商就是“用夷变夏”。当他带着这种指导思想来到英国后，处处与思想开放的郭嵩焘作对，并对英国的一切都看不贯。日本的政治家和他谈起向西方学习的事情时，他不但鄙视日本的所作所为，而且表示中国要坚守“祖宗旧制”。但是，不带政治思想色彩的科学技术却向他的这种思想发起了“围攻”，随着驻英岁月的流逝，他这种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当他广泛参观了工厂、矿山、企业之后，感到英国的机器“愈用愈巧”，货物“愈出愈多”，这是其富强之本。他在泰晤士报馆看到风驰电掣的印报机，七万份报纸一挥而就，心中暗暗钦佩，他参观火车，见其一小时可行一百多里，惊叹其“技之奇巧，逾乎缩地”。他感到英国的学校“学规严整”，英国的图书馆藏书备足，英国的博物院能传播知识。后来逐步感到他原来主张的“治国务本之说，由今思之，未可偏执也。”象“种植畜牧，百工技艺，皆百姓生财之源”，中国完全可以仿效。他甚至称赞英国的社会状况是“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③刘锡鸿这种思想变化说明，洋务运动已在潜移默化地改造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头脑，使一部分旧式文人在从事洋务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转变为了近代知识型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