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心理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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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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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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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心理学是历史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①是历史科学中一门新型学科。它运用心理学中的一系列理论,研究人类历史中的个体、群体的精神风貌、精神活动及心理活动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在我国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现象,剖析历史人物,虽然只是近十年的事,但是已出现了一批颇有力度的代表作,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本文仅就近年来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心理研究的概况,略作述评。

      一、历史心理研究的必要性

      1980年,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巴勒克拉夫教授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曾指出:“在其他领域已经出现一股强调‘人文科学’的统一性的强大趋势,历史学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在研究领域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那么“这两门学科都与心理学有联系,也就是说心理学的思考或明或暗地包括了有关人类行为的全部思考。”②他认为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首先从心理学开始。

      近年来,史学界对历史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及应用,明显地证明了巴氏的上述观点。如李文海、刘仰东同志在《义务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一文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历史的显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只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观察,才能了解它的全貌。就义和团运动来说,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远不能说对这一侧面已经饱览无余,研究得十分透彻了。但是,当我们调换一个角度,尝试着从一个新的侧面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审视时,我们有理由期望它呈现若干新的形象,使我们得到一点新的认知。”③

      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学和一般的自然科学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人类历史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物质世界。不了解主体的认识水平、感情倾向、思维方式等,就很难把握他们的行为、活动,难以作出科学的结论。如有的学者撰文分析孙中山的个体性格,认为作为民族的先行者,在自我意识上,他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感,自我估计过高,这种人的行为往往是由自己的认识来支配的,很少受外界影响,不会轻易接受他人的看法。这种个性特征的长处在于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具有超人的远见卓识。在漫长的民主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除了其革命实践外,还在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超前的创造意识。其短处则在于过于自负,易刚愎自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坚持党员必须按指印,宣誓对个人效忠的偏激、固执,便反映了这一点。这说明“无论研究哪个社会和哪个时期,历史学家都必须解释心理的紧张(一一稳定力量和变化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那种保证社会继续运转所必需社会秩序的上层结构与作为社会成员的这种紧张关系在何时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作用,它是历史的骨骼和血肉。”④

      二、个体心理研究

      个体心理研究是指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近代历史人物的心理特点、个性特征以及历史人物的这些特点、特征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近年来涌现出来的近代社会心理研究的著述,多注重个体心理的研究。如赵莉茹同志的《梁启超心理学思想评述》(《江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何振东同志的《洪秀全的文化心态》(《徐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何晓明同志的《张之洞文化人格论》(《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黎字剑同志的《孙中山政治心理学思想初探》(《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1期),朱文华同志的《试析孙中山的领袖意识》(《党校论坛》1989年第8期),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纪念黄兴诞辰而于1990年8月出版《黄兴研究》,其中收录了有关黄兴心理研究的大量文章。通过分析这些论文,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主要是从人物的性格或个性着手,分析人物的典型性格。如王彦明同志的《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一文认为:孙中山具有“发奋图强、卓强自立、百折不回、愈挫愈奋”的性格,⑤从个体心理的意志品质方面描绘了孙中山的坚毅性格。有些文章尽管是从个性进行分析的,但细加品味,仍不离个体性格的范畴。如王杰同志的《民初黄兴心态》一文,就是从性格入手——(1)黄兴对非袁不可的认同感,(2)对民初政局的忧患感,(3)弭息党争的自重感,(4)献身革命的使命感——进行分析的。这些“感”,有认识、情感的成份,但确切地说,是黄兴的性格持征,体现了个体性格中对人对己对社会的态度。⑥

      第二,个体心理研究多集中在近代颇具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上。洪秀全、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这些人的共性是思想复杂、经历坎坷、活动多、变化大。如有的学者认为无论从思想认识或社会实践看,梁启超均不失为一多变人物,他一生前后约有十变:由追求科举功名的地方阶级知识分子,一变为倡导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20世纪初,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1903年由宣传革命共和倒退为开明专制等等。⑦“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分析历史人物的性格,只能结合历史人物的个性性格并将其思想实践,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大系统内观察分析,才能理解其真实意义。

      第三,选取稳定的个体心理研究,以个体人物的一生活动为基础,分析贯穿历史人物一生较为稳定的个性特征。如《梁启超的心理学思想评述》⑧,《黄兴的品格特质析论》⑨,《试论黄兴的思想与人品》⑩等文章,均勾画了个体终生一贯的典型特征。无论是动荡岁月,还是平静年代;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一帆风顺,都能体现出个体的本质特征。以郑焱同志的《论湖湘文化背景与黄兴务实性格的形成》(11)为例。该文把黄兴的文化性格概括为:强烈的使命感,刚劲的性格,务实的作风三位一体,这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湘的风范,也是黄兴的贯通一生的典型性格。他也处处表现出务实精神,所以人称“革命之第一实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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