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代民族凝聚力严重淡化的趋向,是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致命阻力。而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揭示了一个带着强烈悲剧意识的严峻事实:在近代中国新的时代背景下,仍试图以传统的民族精神为核心来强化近代的民族凝聚力的做法已告幻灭。所需要的则是要致力于以新观念、新思想来开启民智,对传统民族精神进行“观念转换”的改造重塑工作,才可能真正的增强近代民族凝聚力。 关键词 民族凝聚力 孙中山 民族革命 中华民族 民族精神 近代社会变革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这使它在整个古代史上,始终以一个强大稳固、具有高度文明且不失多层次丰富多彩的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之巅。可是进入近代以后,却出现了民族凝聚力严重淡化的趋向,民心的“一盘散沙”之状,始终使一批批近代改革先驱者们在斗争中深受其累,且又为寻找不到解脱之途而困惑不已:每一次并不失以弘扬民族传统精神去作为鼓动民众的斗争口号,则都一一在失败的反省中深悟民心涣散仍是改革的致命阻力。以源远流长、具有强大凝聚作用为著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进入近代何以会顿然失色、渐入困境?重新强化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出路在哪儿?下面且试图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意识去探讨这个问题。 一 “民族革命”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而“排满”则是“民族革命”的基本内容。不难发现,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中,正是在鲜明的“排满”口号下,显示出三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其一,强化种族对立的色彩。以“血统”作为依据,而将“华夏”、“轩辕后裔”同“鞑虏”、“野番贱种”对立起来,且以强调前者为优后者为劣来着意浓化满汉间的种族对立。所以将那些试图依靠满清政权以改良手段进行变法的维新派斥之为“失身于异族”的“汉奸”①。所以在辛亥革命后会轻易地将政权拱手让与“同族”、“同种”的袁世凯。可见是以血统之别来将近代社会矛盾简单诠释为满汉的种族对立,进而将社会的腐败黑暗与落后完全归结于异族压迫所致,则使满人作为民族革命的首要敌人。认为只需要将满人赶走,便可达到建立民主国家的革命目的了②。 其二,强化“大汉族主义”的至尊观念,强化对汉文化的至尊优越与光荣传统的绝对认同感。这一点非常明显,在斥责满族为“东北-游牧之野番贱种”的同时,是极力地鼓吹汉族是拥有“四千年文明”的优越种族,是始终使外族异种仰慕且屈俯于膝下的天朝大国。这种大汉族主义至尊观念的强化,无疑也就着意地张扬汉文化的优越与光荣传统,而绝不谈其弊处,也不谈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形成发展的贡献。 其三,渲染民族复仇意识。在宣扬“大汉族主义”的同时,是着意强调“堂堂华夏”屈从于一个起于蛮荒文化的“野番贱种”的统治之下,其承受的耻辱是巨大深痛的。切齿之恨中则将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单纯地看成是“复兴汉室”的雪耻复仇之举。可以说,孙中山过分地依靠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和过分地推崇暗杀等暴力手段,都使这场意在达到民主建政的民族革命带上过分浓烈的民族复仇色彩。 从上述三个特征来看,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正是意图用“排满”这个极富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斗争口号,来发动一场近代的民族革命。一时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口号是极富煽动力。极能鼓动人心,尤其是在满清贵族专制政权一系列逆施倒行之后,更激起全国各阶层汉族人民在反清的旗帜下同仇敌忾,终酿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最后一个王朝。瞬眼间的成功使革命派欣喜地认为理想已变成了现实,满人的垮台已为民族复兴和民主建国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在充满乐观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民主、民权两俱达到……”③的同时,将政权放心地交给了“同种”、“同族”的袁世凯,自己则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去了。其它革命派人士亦多持一样的乐观态度,甚而认为可以取消革命党了。 然而,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很快击碎了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期望。帝制两度复辟,军阀连年混战,最终形成的乃是以大大小小封建专制者割据统治的分裂局面。封建的一切东西仍以强劲生命力在延续着,甚而以更黑暗的形式表现。正如孙中山愤慨地指出:“民国之政治,比之满清尤为不及”。“把持国家者,均系军阀武人,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有国家共和之名,而无国家共和之实。”④民众们呢?仍然处于麻木不仁、漠视现实的涣散状况,以致使革命派们在徒劳无望之中陷入更悲观与更困惑的思想怪圈:莫非中华民族真的到了完全堕落、失去自尊之境了?孙中山不禁愤愤嗟怨国民觉悟太低,以致革命党人孤立无援、终于失败。甚至到了1914年,他重建中华革命党时,偏激地宣布只有真正赞成共和的民众才能取得“国民”的资格⑤,深刻而见孙中山等革命派对革命后仍是民众涣散问题的极端困惑。正是在这种困惑中,导致了革命派队伍中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涣散、分裂乃至于倒退的现象,章太炎便是突出者。而孙中山本人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异常孤独、苦闷和彷徨之中。 二 为什么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会出现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呢?不妨先注意两个突出的现象: 第一,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特征可见,孙中山是袭用了传统的民族精神去发动一场近代的民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