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兴梁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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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与综述

      由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0月18-21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学者共90余人出席了这次学术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8篇。现将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内容及讨论交流等情况,作一简要地评介综述。

      一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紧紧围绕“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这一广阔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来阐述问题,涉及的学术层面较广。按文章具体论及的内容来分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策略及其对中国近代政局的影响、孙中山与日俄等国及与同时代中外人物的关系、其他四大类。下面拟对各类文章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些评介:

      (一)论述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若干问题的文章,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总数的1/3。若按文章各自论述的侧重点来细分,它们大约可分为以下三组。一组论文着重论述了孙中山的文化观及其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有的论文指出孙中山的文化观既带来鲜明的开放色彩,又充满着爱国精神;有的论文认为他的文化观是“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的文化观;有的论文强调孙中山不主张“中本西末”,而是提倡中西文化会通融贯,互相取长补短,他力图取中外文化之精华,弃其糟粕,在近化文化的转轨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建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国新文化框架;有的论文考察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文化因素,指出他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其产生形成不仅与当时亚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有密切关系,而且还是中西方文化经过复杂的化合作用的产物,具有兼容性与多元性之特点,他坚持在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又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旨在改建民族文化的单一结构;有的论文结合近代中西方文化磨合的历史进程分三个阶段分析了孙中山为磨合中西方文化所作的努力,指出孙中山一生坚持学习、优选西方文化,将之移植于近代中国,同时他又不断对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努力探求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尽管孙中山一生没有找到适合中国文化改造的西方文化,也没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走向现代化的强大更新力量,但他在镕铸其革命学说过程中努力磨合中西方文化的实践仍具有时代价值,是他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之一;有的论文从孙中山晚年《三民主义》演讲的文化取向来考察他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指出这一演讲总的来说是反映出他在融贯中西方文化时既顾及民族性,又顾及时代性,力求走出一条综合创新的路,这是他学习西方文化程度深化,与强烈认知民族文化两者相结合的表现和结果。

      另一组论文着重论述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传统文化对其思想实践的影响。有几篇文章较全面地探讨了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有的论文指出在考察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应首先把握孙是一位革命家,他因袭、规抚中西方文化,并加以创新,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主要的是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养料,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始终热爱传统民族文化;有的论文考察了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与取法情况,认为孙中山一生未离开传统的道德氛围,他在多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许多内涵,都可与中国固有文化挂上钩,他对传统的道德,下过一番学习、思考、批判、扬弃、继承、发扬的工夫;有的论文从孙中山接触传统文化的工具、接受传统文化的具体层面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等方面来考察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指出孙中山用汉语及英语两套文字来接受和表述传统文化,他对汉语古籍中的史地等书兴趣较大,对经书诸子则用功较少,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是不笼统地反传统,二是对传统文化信而不泥,他一生对待传统文化既有一以贯之的坚信,又有因时而变的权通,既不墨守陈规,也不轻易割弃;有的论文从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不是欧美革命三大主义的中国化或复制品,而是孙先生几经精细思考,从悠久的中华文化中发掘出来,复施以切磋琢磨工夫创制而成的,是民族文化孕育了三民主义的问世,而三民主义又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品质;有的论文探讨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孔孟思想的融贯,指出孔孟思想中的中道思想,是中山学说尤其是其民族主义的本源,他的民族主义是根据孔子的夷夏思想和春秋大义而来的,他参证孟子的民本思想,再配合欧美的民主制度而创造了民权主义,孔孟养民厚生的思想,对他的民生主义有极大影响,孙中山在孔孟之道的根本原则与现代革命需要之间,找到了一个“活”的综合。有几篇文章集中地论述了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其中有的论文指出儒家的改革思想、中庸思想、大同思想、经济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等,都对孙中山的思想有过巨大影响,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对儒家的知行学说及传统道德的“八德”,则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改造,他力图将儒家学说融合中外各种学说来形成自己的革命思想体系,用于指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实践;有的论文论述了儒家民本主义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指出作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对孙中山立志从事反清革命及对其群众观点、民权主义与民生思想的形成,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民本主义提供的思想、观念等资料,或影响到孙中山上述某一思想的萌发产生,或成为其某些思想的构建材料与内涵之一,或为其某些思想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印记,具体言之即是:儒家的“重民”、“保民”思想,对他救国救民思想的萌发和革命民众观的形成有过一定的影响,儒家的“尊民”思想,曾给他的民权主义以一定影响,儒家的“养民”、“恤民”思想,对他民生观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孙中山思想上虽然受到过民本主义的较大影响,但他不是民本主义者,他将民本主义的思想素材赋予民主主义的解释而融入到其思想体系之中;有的论文考察了孙中山对儒家大同思想的阐发,指出大同思想曾给孙中山以一定影响,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对大同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世界和平、人类大同的观点上,他晚年对大同思想的论述,则主要集中在美好社会生活方面,而与其民生主义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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