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八旗的主体是满族，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为“根本”，是反清斗争锋镝主要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排满”与以往的反清斗争有着本质区别。即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把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争取了进步的旗人参加革命或同情革命，也获得了驻防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进程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此，“革命排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的一场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那么，在革命军树“革命排满”大旗揭竿而起之时，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社会持什么态度？“革命排满”对清政府的迅速崩溃起了什么作用？革命党又是怎样实行其民族主义政策的？这都关乎着对整个清代满汉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有必要深入研究。 一 八旗在清史上居于特殊重要地位。清王朝开基定国多所依赖，是清前期强有力的军事支柱，为边疆巩固也曾建树功绩。然而，降至清季，“武备废弛，京外旗兵，日渐趋于文弱。其都统、将军、副都统，大半皆由历资递升，多不知兵事为何物，加以饷糈折减，难资养赡，遂成今日一种衰弱腐败之形象”。①但八旗的主体是满族（到清末则“不分满汉，但问民旗”②），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武力基础和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之“根本”，赋予许多特权，与清王朝相始终，八旗制度不能废，八旗特权难以削，成为溃体上的痈疽，也成为反清斗争锋镝目标之一。尤其甲午战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没落，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反满”宣传悄然兴起，对八旗社会形成了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的冲击。 早在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部的秘密誓词中，孙中山等人就提出了“驱除鞑虏”的口号，并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但革命党人还没有明确地将广大满族人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在国人面前，反抗斗争遂浪卷波逐，资产阶级革命思潮风靡全国，革命党人对“反满”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对“驱除鞑虏”解释道：“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③很清楚，革命党人所指“鞑虏”，也不仅仅是满族，而是包括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在内的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的工具－－八旗；这时对八旗以其抵抗与否有所区分，策略上较前有些调整。次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进一步阐明：“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④。1908年一篇题为《对于要求开设因会者之感喟》的文章也写道“满人之平民可不排，而满人之官吏则必不能不排。不特此也，汉人中之在政府，其朋比为奸、助纣为虐者，亦在必排之内。盖吾之排斥，非因种族而有异也，乃因平民而有异，孰祸我平民，即孰当吾排斥之冲。故不特提携汉人之平民，亦且提携满人之平民，以及蒙、回、藏之平民也”⑤。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排满”思想的正确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将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区别对待，将封建统治阶级与被压迫民众分别开来，把斗争矛头鲜明地指向了满洲贵族以及封建顽固势力，不仅同过去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后来在革命实践中正确贯彻民族主义政策、瓦解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争取一部分进步旗人参加或同情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使清王朝慌恐不安，“革命排满”的主张，更是满洲贵族之大忌，“自排满敌洋之说兴，当事者莫不引以为惧”⑥。统治阶级惊呼，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欲以之离间民心”，“几难救药”⑦；“昌言革命，悖逆狂谬，蛊惑人心”，“推其致患之由，则在藉辞满汉”。封建顽固势力向当权者提出“令满汉大同，消泯名称，浑融畛域”的对策，欲使革命党人“无词可藉，弭无形之隐患，正不定之人心，大局安危，实系于此”⑧。他们将能否消弭“反满”宣传视之为关系着清王朝存亡之要义，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焦躁心情。立宪运动兴起后，满汉官僚们鼓动清廷利用立宪招牌抵制“革命排满”思潮，建议“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⑨；“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故浑融满汉，尤立宪政体亟当视为先务者也”⑩。慑于日益高涨的“反满”斗争，面对风雨飘摇的统治，以及部分汉族官员改变不平等民族地位的要求，清政府遂先后挂起“新政”、“立宪”的幌子，采取了一些所谓“化除满汉畛域”的措施，如废除旗民通婚、交产的禁令；下诏裁停旗饷，命各地旗人计口授田，自谋生计；公布《现行刑律》，规定满、汉民刑案件，一律归各地方审判厅审理；废除东三省的旗、民分治制度；议订中央官制，规定各部尚书、侍郎不分满汉，一体任用；以汉族官僚出任部分八旗高级官职(11)；旗、民籍共组新军等等，甚至还令朝野公议“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问题(12)。但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已成不可遏止之狂飙，清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会产生亡羊补牢的效果，其寿终正寝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强烈的“革命排满”的呼声，不仅使封建统治者寝食难安，而且在八旗社会内部由于多数人不能正确理解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也引起了不小的惊慌。如东京留学汉族学生发表排满言论，满族学生绝食三日，迫使留学生监督汪大燮不得送排满某生入成城学校；一汉族留学生于陆军初级毕业，因发表排满文章，满族留学生又胁迫汪大燮不得送其入联队(13)。又如两江总督端方自称原本姓陶，为汉人后裔；满人德馨，更名刘哲，亦于汉姓中搜寻谱系(14)。在吉林，“排满之议起，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等匾额者，急为卸下，他若妇女改装、男子改姓者，尤不一而足”(15)。这些情况，说明革命党人还没有在八旗社会内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排满”的正确宣传，从另一角度则反映出“反满”思潮影响的效果，造成了旗营中相当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一部分旗人已取逃避而非抵抗革命的态度，为武昌起义能够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清王朝统治的迅速瓦解，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