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办铁路 推动立宪 在晚清十年新政时期，汤寿潜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的主要活动是创办铁路与推动立宪。 早在1898年，英商怡和洋行与盛宣怀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强迫接受它的借款，修筑苏州－－杭州－－宁波的铁路。但一直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后盛致函英商声明，如六个月内不勘路订正式合同，草约作废，但英商一直没有回答。随着收回路权运动的高涨，1905年汤寿潜和张元济等人发动旅沪浙江同乡，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并成立商办全浙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为总理，刘锦藻为副理。8月，清廷发布上谕，同意全浙商办铁路公司成立，并允准“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毋得藉口延宕。”①同时授汤寿潜四品卿衔，以示奖励。英方闻知苏杭甬铁路遵旨自办后，藉口草合同进行要挟，英驻华大使向清外务部纠缠，恫吓说：“浙江绅民无理之举动颇有险碍”，“中政府如仍袖手旁观，深恐两国纠葛，华英利益，均受巨亏。”②江浙绅民则坚持废约自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焦点在于废除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坚持民间筹款自办。保路运动中，汤寿潜率同绅商，积极主动。1906年7月汤寿潜在给外务部、商部的函件中，指出苏杭甬铁路草议应作废的五点理由： “苏杭甬铁路草议非契约，一应废。议浙路而不一问浙之官民，二应废。议从速而久不办，三应废。光绪二十九年，浙人拟自办，先勘江墅入手。盛大匣函促该商，限六个月，不办，此路作废。该商又默许废议，四应废。该商冀民法而就国际，不顾与盛议，既无原议，安有接议？五应废。”③ 在对待浙路问题上，清廷商部与外务部态度不一致。1906年商部奏请清廷批准苏杭甬铁路章程，外务部却屈服于英国的压力，认为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势难作废”。指出折中办法：将借款与造路分为两事，路由浙人自造，款向英国借入。1907年11月清廷批准了外务部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事的方案，向英国借款150万镑，并聘英人担任总工程师。 对于清政府的强迫借款，汤寿潜撰《论浙路勒借外债之弊》，公开抨击，并指出强迫借款对立宪与实业的不良影响： “苏杭甬借款一事，实足以败宪政之初基，而危国本；灰营业之众心，而穷国计；阻侨民归国投资之热诚，而离国人之心。朝廷如虑此举之大失人心，必宜速将主持借用外债之外部尚书，立予谴责，使其拒绝外人之要求，以慰天下之人望。不然，怨毒所丛，危亡随之。”④江浙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拒款会。各团体还致电汤寿潜，表示全力支持。浙江旅宁同乡在给汤寿潜的电文表示：“拒款极表同情，旅宁已开会，电部协争，喧传汪得九五扣，实可愤恨，虽毁庐不足蔽辜。此间拟集股协助，望公坚持到底。”⑤邬纲和汤绪甚至以身殉路。邬纲是浙江铁路学堂的学生，听到强迫借款的消息后，“连日不食，槌胸夜哭。十七日呕血以殉。”⑥汤绪是浙路工程师，“受聘浙路，风雨勤劳，不辞辛苦。今因借款事急，不可挽回，愤病归里，绝食五日而死。”⑦1907年11月汤寿潜在浙路股东特别大会上致词时说：“邬、汤之殉，妇孺咸戚。绍之饼师，杭之挑夫，沪之名伶，义愤所激，附股若竞。绅商类多闳达，夫岂相让？潜等陋劣，过荷垂信，吾浙夙以好义闻，撄此戟刺，宜奋发不能已。”⑧在给嘉兴中学的谢电中，汤寿潜表示：“殉路已两人，杭且有挑夫二、三千求附股，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以报。”⑨ 汤寿潜得到江浙广大绅民的强烈支持，坚持保路斗争。1909年向清廷提出废约、拒款、撤回英工程司的要求。1911年汤寿潜又与江苏铁路公司商定：江浙两路公司一致行动，撤消沪杭甬铁路局。在江浙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下，1911年2月，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终于被废。浙江保路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保路运动中，汤寿潜无可争议地成为浙江保路运动的领袖。保路运动的胜利，与汤寿潜的努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保路运动一开始，汤寿潜就认为，废约与否有赖于工程的进展情况。为招募足够的资金，公司采取集股和购股两种方式，大股每股至百元，小股每股仅五元。这样，招募对象就由富商巨股扩展到一般大众。到1906年9月，已筹款到421万元。保路拒款运动更进一步推动了招股工作的进行，到1907年10月，各地认集股款已达2300万元。 招股工作的顺利进行推动了工程的进展。1907年3月，沪杭甬铁路沪嘉段通车，8月，沪杭铁路江墅段通车。1909年8月13日，沪杭铁路全线竣工。据邮传部考核，平均每里工费不过1.8万元，仍及沪宁路的三分之一。邮传部考核后认为，沪杭铁路居全国商办铁路之冠。这不仅在于其工费低、质量高，亦在于其修建的长度。截至1911年，全国已修筑的商办铁路共401里，而沪杭铁路就达311里。 沪杭铁路的修成，汤寿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09年6月25日《民呼日报》对汤寿潜及刘锦藻的作用做了一个评价： “奏办不及四稔，杭嘉三百余里，倏涌现风驰电掣之汽车，翳谁之力？不爱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忽杭忽沪赃物勿论矣。前年分潮猛烈，外人之强硬，部臣之狡猾，与夫众议之沸腾，咽呜叱咤，瞬息万状，诚出生入死时也。汤以刚劲，刘以镇静，历七月，艰险不少懈，亦不少馁，卒至股东非股东、浙人非浙人、挹血沥汗、认集巨款。”⑩日人支南珏一郎亦将沪铁路的修筑归功于汤寿潜，说： “群谋所以自筑之方，各省闻风兴起，公司林立，然其间良莠不齐，有名无实者，及败于经理之手者，时或有之，而夙著成效，日见蒸蒸，浙路实据其首。争回借款之局，而成为完全商办，其结构实较他处为难，赖汤寿潜之力成。”(11) 汤寿潜不仅投身于保路运动，还积极参与立宪活动，成为东南地与张謇齐名的立宪派首领，时人称之为“张汤”。 预备立宪是新政时期清政府的一次重要活动。汤寿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敦促清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方面。预备立宪上谕下达后不久，汤寿潜和郑孝胥等人两次电请清廷，要求速开国会。为推动清廷立宪，1906年12月汤寿潜与郑孝胥、张謇联合旅沪江浙闽绅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了东南地区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并与张謇被举为副会长。1908年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公布后，汤寿潜等人认为，九年预备，期限太长。在5月29日预备立宪公会致宪政编查馆要求速开国会的电文中，汤寿潜增加了十分深刻的八个字：“时不我待，敌不我待”。他与郑孝胥、孟昭常等人以立宪公会名义致电清廷，要求“以两年为限”，正式召开国会。并与张謇等人，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电邀全国各省立宪团体，采取统一步调，赴京请愿，以敦促清廷早日召开国会。在《代理浙人国会请愿书》中，汤寿潜以欧美和日本因立宪而富强的历史事实，指出速开国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