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湖南人才稀少，在全国排不上位置。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人，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破天荒。至元欧阳厚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①。到鸦片战争前后，湖南人才剧增，形成群体，并在全国人才群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道光时，湖南形成了以陶澍(1779-1839)为核心的第一批人才群，其代表人物有魏源(1794-1857）、贺长龄(1785-1848)、李星沅(1797-1851）、唐鉴(1778-1861）、汤鹏(1800-1844）、邓显鹤(1777-1851）、何凌汉（1772-1840）、贺熙龄（1788-1840）、何绍基(1799-1873）等人。他们从湖南走向全国，掀起了经世致用的思潮，并进行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兴利除弊的改革。到咸丰、同治年间，湖南又形成了以曾国藩(1811-1872)为领袖的第二批人才群，其代表人物有左宗棠(1812-1885）、胡林翼(1812-1861）、罗泽南(1808-1856）、彭玉麟(1816-1890）、郭嵩焘(1818-1891）、刘蓉(1816-1873）、江忠源(1812-1854）、曾国荃(1823-1890），李续宾(1818-1858）等人。他们以湘军为阵地，通过镇压农民起义，从满清贵族手中夺取了许多权力，发起了对中国近代化有积极作用的洋务运动。总之，从清道光时期开始，湖南人才罕见的情况已经根本改观。据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鸦片战争前共收名人3332人（个别人名重复，或未注明省籍。下同），湖南籍名人仅22人，只占全国的0、66%；鸦片战争后共收名人468人，其中湖南48人，占全国的10、25%。又据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统计：1800年前出生的人物共收5898人，其中湖南籍仅46人，占0、77%；1800年以后出生的共收725人，其中湖南68人，占9、39%。可见，湖南近代人才比古代增加12-15倍，已经名列全国各省人才的前列。 近代湖南人才群的产生和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现代史学家林增平先生认为：“在古代史上，湖南开发较晚，又长期被人们称作瘴疠卑湿之地，故文教远逊中原和东南地区，不能不令人产生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浩叹。经历元未明初、明末清初两度大移民，湖南居民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从面导致了湖南人口的新组合，形成了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致使湖南的经济和文教都获得发展的结果”。林增平先生强调：“经过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移民，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就基本上实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②。因此，湖南近代人才剧增。 上述说法虽然符合湖南近代曾有大量移民的事实，却难以令人信服。根据林增平先生文中材料，湖南移民大多来自江西，约占移民总数的2/3；其次为湖北、四川、广东三省。据蔡寇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统计：道光及道光以后各朝共有名人348人，其中湖南47人，占13、5%；江西、湖北、四川、广东分别为6人、10人、11人、19人，分别占1、72%、2、07%、3、16%、5、46%。四省名人之和，也少于湖南。又据肖一山《清代通史》关于中兴人物的统计：共列121人（洋人除外），其中湖南87人，占全国59、6%，四川6人，江西等3省均只3人，仅占全国的2、05%或4、11%，只有湖南人才的1/15或1/29。这样，就无法解释：湖南因移民人口素质提高而人才大增，而作为湖南人口母系的江西等省人才，反而远远地落后于湖南，人才罕见。而且，单纯从人种、族源来解释湖南人才增加的原因，似有和资产阶级人种学说混为一谈的危险。所以，关于外来移民使湖南人口素质提高、人才大增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我们认为，湖南近代人才大增，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湖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首先，湖南在近代中国地位的变化，促进了湖南人才的迅速成长。自古以来，北方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湖南地处长江以南，又是一个内陆省份，开发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落后于全国。曾国藩说：湖南乃“山国荒僻之亚”③。但是，到了明清之际，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国内各地发生；加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渗透，都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影响。东南沿海各省发展迅速，北方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特别在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东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湖南是北方和东南沿海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新旧两种经济势力和文化思想互相争夺的中间地区。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一方面激励着湖南思想界，必然对各种文化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择优排劣，除旧更新。另一方面，也促使湖南人才走出省门，北上东下，向全国发展。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促进了湖南人才的产生和成长。 其次，湖南近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人才的产生和发展。明清时期的湖南经济，虽仍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新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对湖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洞庭湖区的粮食生产，出现了某些商品化的倾向，由商人运销东南各省。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商家，亦进入湖南，收购产品，贩运货物。经济作物如苧麻、烟叶、香茹、茶叶、棉花、木耳等，不仅在省内进入市场，而且开始在全国销售。陶澍的祖父陶孝信“习种植外，时或市茶汉镇”，“人莫知其为商”④。安化是湖南内地山区，地主阶级已开始进入商场，其他地区进入商业的人肯定更多。手工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较大规模的作坊和手工工场，湖南有色金属较多，各地均在开采，规模逐渐扩大，一般有矿工百人左右。辰溪是当时采铁冶炼的中心，其工人“岁不下万人”⑤。经济的发展，不少中小地主兼营商业，或集资开矿建厂。这样，具有经济势力的商人、厂主，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必然推举自己的代表，问鼎政治。这些情况，也促进了湖南人才的生长形成，并使其利商、便商、用商的思想，成为湖南近代人才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