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的近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出现在西方，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且在19世纪上半期开始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的传统发生了强烈的撞击和冲突，并在此过程中展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冲突中，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思想演变过程无疑是文化交流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突出方面，并且勿庸置疑他们的思想转变成物质后直接推动和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士大夫阶层本身的特点及改组分化都使近代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性，并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如何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士大夫阶层复杂的思想演化过程以及给中国近代化带来的后果、产生后果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无疑是文化反思过程所必需的，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值得认真思索的。 一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昧于世界大势，是众所周知的。1793年，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通商要求时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和1808年，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论及中英两国的地位时说的“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威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①等都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大局的无知和虚骄。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意识存在于朝野上下，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大一统”思想和“三纲五常”伦理规范便成为封建统治的理论核心，并被应用到大一统中央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关系上。按照儒家“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君权天授说，这种关系只能纳入“三纲”礼仪等级秩序，表现为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不惟如此在崇尚“礼乐教化”的儒家士大夫看来，中国还代表着天下唯一的文明声教之区（所谓“礼仪之邦”），四海之表纵有生民，也只不过是“蛮貊夷狄”、“獉狉之俗”而已。因此，从文化交往方面来说，亦只能是以中原文化开导夷蛮部落，即“用夏变夷”，而不能反过来“变于夷”。随着岁月的流逝，儒家士大夫的上述认识（可称为中华天朝世界观）成为一种牢固的心理定势，支配着历代统治者的对外态度。况且，封建闭关的排外性政治统治和士大夫唯我独尊的傲气，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封闭性，助长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藐视西方近代文化的变态心理，谁也没有想到要睁眼看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然也没有人去认真地仿评一下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所以，那时西学的输入，并不足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激起广泛的共鸣，一切都依然故我。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才得以强行改观。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夹着商品的“酸腥”，长驱直入，渗透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尤其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物质的力量冲击了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精神文化的力量则猛烈地冲击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说，小农经济直接承受了列强的经济冲击而导致农民阶级的破产、分化的话，那么，知识界则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士大夫阶层的分化，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所直接造成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两大分化。此后，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思维模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支柱的动摇而受到冲击。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对国家“尽奄然而无有生气”，“乱亦竟不远矣”还是一种“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呐喊，而鸦片战争中和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的言行，则开了一代风气，他们冲破了“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从抵抗“外夷”的侵略出发，成为近代士大夫应付西方挑战的“前驱先路”。战争中与侵略者的直接较量，使他们看到了对手的“船坚炮利”，堂堂大清国败于英伦小国的结局，使他们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大变局即将到来的预感，要求他们用较理智的眼光去看待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研”是不足取的。“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性始”，在此前提下，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②这种思想道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和抵御侵略的途径，概括了士大夫集团中的觉醒者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认识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成为后来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的先导，尽管浮浅，但却流长。正如后来改良派思想家王韬所总结的“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③然而，尽管这种思想在当时很先进，但也还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经世致用”思想体系的藩篱。既然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最先进人物的认识水平不过如此，那么这个集团中其他人的无知就可想而知了。鸦片战争结束两年后，身为一国之君的道光皇帝居然还向臣下发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泛国（指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王国疆各部（指天山地区）有无旱路可通。”④枪炮的轰鸣，城下之盟的结局似乎唤醒了沉睡的民族和士大夫集团，然而这种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状态竟持续了二十年，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仍然是苍白的，应战方面毫无建树。这中间，曾出现过象冯桂芬这样“明大局”之人，他提出中国“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⑤而士大夫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仍沉湎在深闭固拒、颟顸无知的偏见和陋习之中，依然“视四裔如魅魑。”至多将西方的侵略看作是又一次的蛮族“入主中原”。但是，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专制思想一经被冲破，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的开始正意味着传统思想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断裂、突变，也意味着士大夫阶层中极个别人已初步具有了迎接西方文化挑战的思想端倪，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亦恰恰是从这种“星星之火”逐步发展起来进而成为“燎原之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