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在这一中国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整体上来说，仍然继续为传统观念所束缚，长期未得到根本的扭转，与东邻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未能实现的内在原因。 中国整体性近代世界观的严重滞后，极大地妨碍着国人对时代性质的判断、对敌手本质的认识以及自己所采取对策的正确性与有效性，而且也抑制着先驱者更扼杀了先行者，徐继畬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近代中国天朝观 当中国人遭受英国人炮火的时候，东邻日本仍在闭关锁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635年日本德川幕府全面锁国，比大清康熙重新禁海还要早八十余年，幕府对出国、信教和接触西学的惩罚要比大清厉害得多。1837年美国商船以送日本船民回国为由驶向江户湾，希望和日本建立联系，进行贸易，而日本却以猛烈的炮火作为回答，且一个也不许那些被送回的日本船民上岸。1840年的鸦片战争，堂堂大清被西洋人打得大败对日本人影响至深。因而当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来日本要求门户开放，签定商约进行贸易时，日本人再也不敢以炮火作为回答了，而是在国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形成了开港论和攘夷论对立的两大派。不久，日本的“攘夷论者们试图赶走洋人，结果被西方各国的炮舰所击败，终于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攘夷是轻率的”，“实行攘夷会使日本灭亡”，最后形成了共识，“即认为应该通过开港使日本富强起来”①，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如是说。日本就是这样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这本著名的小册子的副题就叫“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该书充分表明了转变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日本在由古代转为近代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正是由于思想观念上的“果断”，才带来了近代化崛起的“奇迹”，可见近代世界观是多么地重要。 反观中国，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标志着已进入了不能闭关锁国的近代社会，国人却始终不愿承认这严酷的现实，不能冷静地理性地去面对现实，去思考确实可行有效的对策。连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亦不例外。先是长达二十年的停滞时期；继则是以不承认西方文化地位为特征，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再则是以拒绝中国文化近代化为特征，标榜“西学中源”的维新变法。对西方一直是口服而心不服，口惠而实不至，始终不肯在文化上承认对手，也就在以学西方为特征的近代化道路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历史浪潮推着走，而失却了应具备的历史主动性。历史条件三变而认识一如既往，始终脱不出“中为夏、西为夷”、“中为体、西为用”的传统模式。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国人的世界观在整体上还是古代的天朝观，由此而求近代化，岂不是缘木求鱼？ 林则徐一直被我们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又看到了什么？不错，他禁烟抗敌，是旷古杰出的民族英雄，但他的世界观却依然是古代的天朝观，他对西方的认识也是传统的。为了在军事对抗中击败对手，他确实做了许多组织翻译西书、了解西方的工作，但这也仅仅是实践着闭关时代纪晓岚“节取其技能”的主张，没有脱出“技”的范畴。有的学者曾惊诧魏源继承林氏未竟事业而编就并数次扩充《海国图志》时，林则徐没有相应的反应。其实林则徐至死不甘心的就是没能亲手把外国人赶出中国，他一直是从军事角度着眼着手的。在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禁烟的过程中，他有一系列与外国人来往的《公牍》，就揭露痛斥敌人而言，确实义正辞严，令人钦佩。但仔细研究这些《公牍》，我们不难发现，林则徐依然一派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口气与作法。即使撇开“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我天朝君临万国”等程式不论，在往来公文中他不能容忍外国人有稍许平等言辞的出现也可表现出其古代的天朝世界观。比如，英国领事义律在来往的公文中有表示中英平等对等地位的“相和”二字，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敏感，他在复谕中驳道：“天朝以大字小……不得率将‘相和’字样写入禀内，致与体例不符，有干严饬”。荷兰人在公文中沿用大清格式称呼其国王，林则徐大为不满，认为这“种种谬妄，此必胆大之汉奸代为混写”。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大清有资格用这一程式，蛮邦番国是不可能与大清共同享用这一套程式的，这事关大清的盟主地位问题，故林则徐要下属“按其字迹，密查汉奸，严拿重办”。英国领事曾就林氏公文中居高临下的天朝口气提出抗议，认为自己“既为英国特派官员，敬请大宪谕内，不要仍用轻慢字言也”。林则徐就此答道，“天朝体制”如此，“有何轻慢”？至于他对中外贸易的看法仍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眼光。在他看来，“我中原……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尽可不需外洋货物”；“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外夷若不得此，既无以为命”。因而中国若断绝对外贸易，停止供应这些养命之物，“则夷人何以为生”？洋人应该感激这种天朝所赐的洪恩，应感恩戴德才是。“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②，将抗敌决策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继承林则徐未竟事业编就《海国图志》的魏源，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而传世。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师夷长技”学习别人的长处，确实无隙可击，无可非议，但具体联系到魏源的世界观则大有论说的必要。在魏源之前龚自珍已经认识到了清朝的腐败没落，用“日之将夕”来形容概括当时的时代性质。但在魏源看来，大清仍是天朝上国，文治武功不减当年，雄威仍在，“岂独高出明代万万”，连《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都认为他这样做太过份了，奇怪他为什么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③。在魏源看来，西方人“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只要大清恩威并用，“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必使可畏可怀，而后俯首从命”。这些西方人虽然有点船坚炮利的优势，但在文化上却不值一提，终是一“夷”类而已，以中国人的文化优势，在“长技”上学些西夷不费吹灰之力，“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制夷”又有何难？不仅可以很快赶走西洋人，战后重建以大清为中心，“四夷来王”的世界秩序也不在话下。在《海国图志》中，魏源的计划是周详的（甚至连学得船坚炮利后，“凡水师提督大员，入京陛见，必乘海艘，不许由驿陆进”④都计划到了）、“制夷”的前景是异常乐观的。但尔后的历史并没有按照魏源所预想的发展，“师夷”难之又难，“制夷”更了无应期，每每为“夷”所制。历史的发展与魏源的判断南辕北辙。之所以如此，与魏源在国门已开走入近代的新形势下却照搬闭关最严重的乾隆时代纪晓岚“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对外政策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他这样做的根子还在于他与纪晓岚有着一样的古代天朝世界观，而未能用近代眼光分析问题，作出判断并提出更为有效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