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发生于明末清初，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潮流重新出现，西方文化，包括“器物技艺”的物质文化、“议院”和“立宪”等制度文化以及各家思想学说、学术观点的“学理”（即精神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流入中国，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碰撞交流，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其背景、方式、深度、广度，和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有其显著的特点。探讨和研究这个特点，对于我们全面、科学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我们今天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都有很大的帮助。 一、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 文化交流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交流双方的关系看，有时是相互平等的，也有时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从交流的方式看，有时是经济的（通商贸易），有时是政治的（互派使节、首脑互访），有时是军事的（发动战争），有时甚至就是直接的文化交流（学术活动、文艺活动）。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交织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这时期，从西方来说，它们是以武力为先导，以掠夺为目的的。它们不仅用火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占我土地，杀我人民，而且在每次战争中或战后，都要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屈辱的条约，割地赔款自不必说，还要建立“国中之国”。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奴役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掠夺和文化掠夺。从1800-1927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走私鸦片，西方帝国主义就从我国掠去约284亿银元的财富；从1800-1925年中，西方殖民者以“猪仔贸易”与契约华工掠夺我国人口就在1000万人左右，连西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诸如美国西路铁路的铺设和西部经济的开发，非洲德兰斯瓦尔金矿的开采，无不是由华工的血汗和尸骨堆成；列强通过战争勒索及抢劫中国的款项至少在14亿两白银以上，五次大的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又在数千亿美元以上……在这个中华民族自尊心受到历史上最惨重戕害的年代里，在可怕的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反对外国侵略成为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而展开，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与救亡紧密相联。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字，是为了雪耻，为了“制夷”，“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①。在这里爱国之情表现得非常明显。爱国主义精神在文艺领域也明显反映出来。林昌彝绘的《射鹰驱狼图》，表现了对英国侵略者及助纣为虐者的仇恨。文人学士为此图“题咏极多”，也是时代风气和思想情绪的反映。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诗歌在近代也是很多的，仅鸦片战争时期，就有魏源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以鸦片害人祸国而创作的《阿芙蓉》，朱琦感愤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而作的《感事》，张际亮愤怒揭露英军侵略暴行深切同情人民苦难的《东阳县》，还有张维屏热情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等，爱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旋律。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抵抗侵略、启蒙和救亡是紧密联系，难解难分的，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学习西方不能和反对外国侵略相结合，必然在政治上迷失航向，失去促进学习的直接动力，反之，反对外国侵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也毫无出路。这一时期真正先进的中国人，只是谙通西学，了解西方是不够的，还要具有不可缺少的爱国爱民的立场和情怀。林则徐是最早把了解西方、学习西学和抵抗外国侵略相统一的爱国者。洪秀全、洪仁玕则是把这两方面相结合的农民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特别是孙中山都在两者和谐的结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洋务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他们引进西技西学而言，总的来看具有进步性。但他们之中，既有左宗棠这样既敏于西政西学，又反对阿古柏入侵，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作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也有虽谙于西政西学，但在对外关系上妥协退让，参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 在近代，中国人民背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在轰鸣的枪炮声中你死我活地拼死厮杀，一方面是要平心静气地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这就需要克服自我矛盾的凝重心理，这些决定了这种文化交流要比以往艰难得多。例如，主张抵抗英国侵略的梁廷枬，他留心时务、重视了解、介绍西方的情况，并有所撰述，称得上是有见识的、开明人物，但他却反对“师夷长技”的主张，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②。这种矛盾心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外国入侵者的畏惧和厌恨是如此强烈，以致使他们开始兴办报业、建设工厂、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被推迟了整整一代。”③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度和范围受到了严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