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通过对“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的批判，提出了“士商平等”、“商为国本”、“由商及富，由富而强”的一系列具有反抗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是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不断加深、传统经济结构受到猛烈冲击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洋务运动实践的推进而萌生、发展起来的。当时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等为代表的有远见卓识的一批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从民族利益出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和对时局的深刻思考为基础，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探讨中西贫富强弱的本源，并积极寻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提出了以“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具有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刚刚诞生，对生产与流通、工和商的关系还不甚明了。因此，他们所指的“商”常常是包括近代工矿交通业在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的重商既有扩大海外贸易的一面，也有发展近代工矿交通业的一面。可是，早期改良派作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个社会群体，和洋务派既有联系，又有差异。“洋务派同改良派的真正差别不过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①本文拟从破与立的角度来论述早期改良的重商主义思想，以期对其历史功用作一简单的评介。 一 对“重本抑末”传统的否定和反叛，是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们区别于西欧“重商主义”所独有的东西。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由商鞅最早提出、经韩非子进一步发展和全面阐述的“重农抑商”思想，是根植于封建农业经济的一种政治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主导思想和传统国策，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持续不衰的理论基础。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内地，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统治模式受到冲击，从而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在洋务活动中就产生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②的认识。之后饱尝民族耻辱的士大夫们逐渐认识到了列强侵略的本质，意识到“商”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和作用。郑观应在其《商战》篇中鲜明地指出：“古有四民，商居其末。……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期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③“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④显然，他们是把“商”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来考察的，并赋予商民全新的内容。当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历史的大趋势，唯其如此，才能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古之时，小农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己利，籍商以强国，籍兵以卫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若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⑤“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效的对外贸易正是国家富强的本源。 郑观应之前的另一位改良派思想家王韬，通过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批判，论证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实质内容的观点。他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这是“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⑦。可是，“迂拘之士动谓朝庭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⑧，照此国家求富强犹缘木求鱼，他在否定“重农抑商”的同时，驳斥了所谓“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⑨的观点，揭露了顽固守旧分子侈谈重农的虚伪性，指出他们所谓“重农”，并非出于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仅仅是为了“丈田征赋，催科取租”⑩，即为了封建地主赋税的攫取，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重农抑商”思想的实质。 伴随着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附属于封建经济范畴的“义利观”也开始动摇，言利、逐利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从振兴商务出发，对顽固派不言利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他们的义利观，继薛福成的“圣人正不讳言利”之后，陈炽在其《续富国策》中指出：“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11)揭穿了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贪婪的封建官僚虚伪而丑恶的嘴脸。不言利、空谈义并不能解决人们须臾不可缺的物质需要。“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虽有神圣不能徒手救饿夫。”(12)可见改良派的“言利”包含有发展物质生产的涵义。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唯人竞利则争，争则乱。义也者，所以剂天下之平也。”(13)即既不能因利而使人争斗，因利废义，亦非以义代利。只有通过“义”的调剂而趋于公平，才能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改良派把言利、逐利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指出积财、求利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冲破了“君子不言利”的藩蓠，从而确立了较为接近现实生活的义利观。 从上可知，考察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义”思想，应该从当时的现实出发来确定其内涵。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经济侵略刺激的后果，虽然导致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分解，但根植于自然经济内部的、以“重农抑商”为核心的“贵义贱利”思想仍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这是早期改良派变革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恃商为国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必须从根本上破除“重农轻商”的观念，“变降古之习，视商如士”(14)，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商”在近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从这点出发，展开了对传统经济观的反思和批判，最终导致了农本观向商本观的转变，贱利观向贵利观的转变，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早期改良派正是在对“贱商”、“商末”观的批判中形成、确立了其“重商主义”思想。因此，对“重农抑商”、“不言利”观的反叛是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点是西欧重商主义所不具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