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绍仪内阁在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几乎还是空白，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更为学者们所忽略。本文从唐绍仪内阁产生的历史背景，实施过程，施政方针及主要活动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和评价唐绍仪内阁，以弥补这一不足。 唐绍仪内阁为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第一届内阁。它的产生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民初宪政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唐绍仪内阁很少进行深入研究，尤其忽略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对此，本文拟就唐绍仪内阁产生的历史背景、施政方针、主要活动等作一初步探索以期对唐绍仪内阁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一、唐绍仪内阁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元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宣布成立，2月清朝宣统皇帝被迫退位，举国上下一片欢呼，作为江南政治中心的南京更是春意盎然，气象万新。3月29日，曾在清末出任过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1860-1938)，以北方全权代表的身份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了组织“南北内阁”的阁员名单，旋即获得通过，组阁告成。这就是民国初年的第一届内阁──唐绍仪内阁。 唐绍仪内阁的产生，其法律依据是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系统考察这一过程及历史背景，是全面认识和评价唐绍仪内阁的起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首先，在政治上得不到西方列强的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新建的革命政权能否得到列强的承认视作头等大事，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三次要求美国等西方列强予以承认，均遭拒绝。相反，西方列强一面支持袁世凯控制的清朝政府；一面又希望袁出来调停“南北争端”，实际是支持袁世凯统一中国，西方列强的态度使革命派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外交上甚为被动。其次，临时政府内部的旧官僚和立宪派对革命政权进行刁难和拆台，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人拒不就任总长职，以示不与革命派合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处处与袁世凯配合，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再次，南京临时政府内的革命党人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章太炎等人竟“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与孙中山先生作对”①。某些革命党人如陈其美、胡汉民等则缺乏统一目标，而热衷于争地盘和权位；宋教仁等部分革命党人则以稳健派自居，希望暂时与袁合作，取得廉价革命的胜利，然后再进行议会斗争。此外，财政上的困难尤使南京临时政府难以维持。 南京临时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刁难，在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包围以及革命派内部妥协倾向的影响下，很快陷入困境。相比之下，在清末迅速膨胀起来的拥有北洋六镇新军的袁世凯集团不仅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立宪派的拥戴，以致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反而较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明显的优势。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谈，最后，以袁世凯赞成共和为条件，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1912年2月，清廷宣布退位，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②，孙中山即宣布辞职，并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至此，革命政权将为袁世凯所纂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被迫“尽让政权于袁氏”的情况下，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斗争，3月11日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起草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采用内阁制，“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第四十五条）。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产生了民初第一届内阁唐绍仪内阁。唐内阁之所以在暂短时间内得以顺利产生，这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特殊的政治环境十分吻合。就当时能对政局产生影响的三种政治力量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制订《临时约法》确立内阁制是出于钳制袁世凯，掌握实际权力，保卫共和成果的目的；而立宪派之所以赞成内阁制，则是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以便将来大显身手，分享政治权力；至于袁世凯集团之所以同意内阁制，很明显是出于尽快夺取政权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只要革命派交出政权，任何制度、约法都不妨暂时接受，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唐绍仪内阁得以顺利产生。 唐绍仪内阁的产生，还与唐绍仪本人特殊的地位有关。 南北议和告成后，如何组织民初第一届内阁，在讨论内阁总理人选时，革命派同盟会认为：“必须提出同盟会员为总理，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名单，请参议院投票”③。按理说，同盟会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同盟会是国会第一大党，理应取得对内阁的支配权。然而，袁世凯从个人集权的目的出发，不可能接受同盟会的要求，双方发生争执。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由立宪派人士赵凤昌等人疏通，用折衷的方法，提议唐绍仪组织“南北内阁”，但唐必须加入同盟会。唐的组阁并为双方所接受，还反映了双方的实力一度较为平衡。袁世凯虽然逐步控制中央政权，但并未控制全国。就全国范围而言，除同盟会控制的地区外，其它如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亦不在袁的势力范围内。同盟会虽让出了中央政权，但仍控制着南方数省地盘和一定数量的军队，且同盟会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在参议院居多数席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展开对中央政权的再次争夺是很自然的，由谁组阁便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唐绍仪的特殊地位引起双方的注目。唐曾作为袁世凯亲信下属，自1885年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始即追随袁世凯20余年，深为袁所信任，但唐留学海外，思想开明，民主意识浓厚，南北议和作为袁的代表与同盟领导人达成了不少共识，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情谊。这样，在双方争持不下的情况下，需要一个与双方关系较好，并为双方都能接受的人出任总理。正是因为唐这种国内无人能够替代的身份及其与双方的特殊关系，便成了总理的最佳人选。就唐本人的意愿来看：“其最大之宗旨即为图孙袁之合作”④，也可见唐对双方的感情。故当时的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今组织内阁，南北交推唐为总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