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中叶以后基于“华夷之辨”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的流转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 认为收回利权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已是史学界的定论。如果仅仅依据收回利权运动的目标、结果有利于资产阶级或体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如此定性的话，那么，这无疑是低估了这一运动的作用。事实上，作为民族抗争的收回利权运动，无论就其斗争目标还是就其结果而言，它体现的是全民族的利益，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有着具体内涵的可以把握的社会实体力量。收回利权运动究竟是否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应该依据具体史实去考察占据这一斗争中心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属性和特质。 一 以收回西方各国所攫取的铁路修筑权和采矿权为目标的这一“深得民心的运动”①，从1904年5月湘鄂粤三省官绅力争收回美国合兴公司(TheAmericanchine Development Co.)承筑粤汉铁路开始，很快便延及津浦、沪宁、沪杭甬、道清、京汉铁路。与此同时，收回矿权斗争也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浙江、四川、云南、福建等省轰然兴起。 这场强烈震撼着清朝政治中枢，也震撼着整个社会的运动，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广阔的社会性，成为席卷所有社会阶层的时代漩流。“官绅……发起拒款大会，娼优乞丐亦相率入股，……一时大绅富商咸以倡办本省铁路为唯一大事，如风起潮涌，蔓延全国。”②因此，收回利权运动并非是某一社会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现，而是全民族面对国权、生存权丧失殆尽而奋起救亡的民族斗争。她所拥有的社会成员的广泛性是任何旨在为某一阶级奋斗的社会运动所难以比拟的。如湘路公司成立后形成的全民认股热潮，“乃至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红白喜事杠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栗摊担、舆马帮佣，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③在江浙路潮中，积极参与的社会阶层也是极为广泛的，如杭州城内外挑夫二千余人，集款一千元购买路股；苏州伶界也特地出演“浙路拒款”新戏以警示民众。④在湖北铁路协会成立之日，出现了“农夫演说，洋洋数万言，士兵断指，血淋漓，以及星士解囊，以助协会之费用”⑤的悲壮场面。 除下层社会之外，近代学生界也是积极参与收回利权运动的主要阶层。在1904年爆发的湘鄂粤三省“废约自办”争路斗争中，三省留日学生发起组织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电达外务部及三省督抚，并函告内地绅商，力主废约自办。“留日学生为粤汉铁路借款问题，开干事会于留学生会馆，公举杨度为总代表，赴沪力争。”⑥在民族抗争怒潮中，新式知识分子及其学生群体，始终是最为积极和激进的社会阶层。 四川留日学生于1904年11月27日发出《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号召全川人民奋力相争，“凡我蜀六千八百万人，宜全体以助其成。”⑦在收回利权运动的舆论宣传、社会动员、集会抗议方面，近代学生界的作用尤为突出。 此外，新闻界、官僚阶层、军人阶层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收回利权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⑧ 那末，在“社会各阶层几已全部卷入”⑨的收回利权运动中，究竟何种力量居于发动、组织、指导的中心地位呢？ 湘鄂粤三省“废约争路”斗争是近代中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开端。首先发起这一争权斗争的社会力量却是“三省绅商”。1904年，湖北士绅即向张之洞上书提出：“美商违约，全楚受害，众愤莫遏，公恳挽回，以免巨患。”⑩著名湘绅龙湛霖、王先谦等也一再发表函电指斥美国的狡赖，成为力主废约的首倡者。广东绅士也举行集会，号召粤省民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11)当时的《云南杂志》曾对绅士阶层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首倡作用有过形象的描述： 湘粤士绅，振臂一呼，群起反对，激论血争，百折不挠，终使虎口之物失而复返，恢复东南半壁江山于无形。(12) 1905年，安徽爆发了收回铜官山矿权的运动，首先发起斗争的主要力量也是绅士。英国伦华公司于1904年5月25日与清政府签订了开办铜官山矿务的合同。合同规定，开矿限期以十二个月为限，“如逾期不开，即将合同作废，报效银两亦不得索还。”(13)但在1905年5月25日合同期满时，英伦公司并未开办矿务，故安徽抚臣咨会外务部，请将原订合同作废。在英国的压力下清外务部不敢坚持废约，“因有展限两个月令其照约开办的拟议。”(14)但是，清政府的懦弱和英政府的蛮横，激起了安徽绅士们的强烈义愤。他们以全皖“绅商”的名义公呈皖抚，坚持废约自办矿务。 1907年，英国采取强行手段开采铜官山矿，并暗招日本商股参与办矿。皖绅闻讯大愤，纷纷集议，组织了旨在争回矿权的“路矿公会”，号召全省民众奋力抗争，把斗争推向了高潮。直至1910年1月30日，清外务部以五万二千英镑赎回矿权，争执多年的铜官山矿权，才告正式收回。然而，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皖绅抵制英人的活动，声势浩大，因使英商办矿处处皆成困扰，而在交涉中对清廷形成有力支持。”(15) 此外，四川江北厅矿权的收回，江浙路的收回等，地方绅士均是斗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史实可以使我们摒弃任何先验性的结论。尽管勃兴于各省区的收回利权运动的规模不同，进程不一，但作为斗争发起者的社会力量却主要是由绅士或“绅商”集团来担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