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清流作为权力争斗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平衡器，具有准集团化倾向。他们追求“内圣外王”之道，议论朝政、针贬时弊，以张民意忠君上自居。陈宝琛在其一生的“立言”阶段，作为清流健将与张之洞、张佩伦关系最为密切。他既有不媚时俗、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等清流人物共有的风骨，更有学西学、新内政的鲜明个性。他主张以知外情教育皇上，改总理衙门为“通商院”。他熟悉边疆形势，在外交上善于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在中法战争中他与清流同仁力主抗战，并积极参与南洋事务。但清流作为“言官”，手中既无实权，自身又长于言而短于实践，一当权力争斗调节器作用消失，清流党的消失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 陈宝琛的一生，可以粗分为三个阶段：1885年37岁以前，是修业儒学、科举人仕，任职翰林院、授内阁学士兼衔礼部侍郎，“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①的阶段。1885-1909年37岁至62岁，是被参降级、蛰居乡里，以乡绅身份积极从事地方教育事业，筹设福建铁路公司、募款修筑漳厦铁路等嘉惠桑梓的阶段。1909-1935年62岁至88岁，是重获大用、荣任帝师，旋遭清亡帝废之变而长居北京，虽身为清室遗臣、心忧故国旧君，但坚决反对溥仪在日本卵翼下做儿皇帝，至死不仕伪满小朝廷，以坚持民族大义而终其天年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若以人生历程言，恰好与他的青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相契合；若以立身处世而论，则以青年时期立言，壮年时期立功，老年时期立德为各自特色。 所谓“立言”，是指他在翰苑供职期间，以讲臣的身份、清流的姿态，自觉维护儒学那套伦理价值标准，动仗名义，以代圣贤立言为职志。他在吏风上抨击贪贿，弹纠因循，主张肃整纲纪；在士习上提倡学以致用，反对空谈性理、拘牵制艺，主张“知耻”，以气节为先；在论政中主张清明政治，反对宦官干政，要求改革；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这一切，都使他在政坛上引人瞩目、锋芒毕露，成了左右朝野舆论的中坚。 所谓“立功”，是指他在福建闲赋的二十余年中所从事的各项地方公益活动，不仅开了闽省近代化风气之先，而且因其成绩卓著而功于后世。举其要者，如福建第一所中等师范学堂是由他创办的；第一所省立高等大学堂（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是由他奠定基础的；从嵩屿至江东桥间长76华里的铁路路基也是在他主持下修筑的。他虽不是洋务派但不反对洋务活动；虽主张中学为体，但并不排斥西学。他不仅主张中西学问相通，新旧文明相益②，而且在倡导西学、引进西技方面躬亲实践，殚精竭虑。可以说，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陈宝琛称得上是个站在学习西方潮流前沿的人物。无怪乎当螺江陈氏宗祠落成时，著名的洋务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纷纷撰联题额，敬礼有加了③。 所谓“立德”，是指他晚年处于政情诡谲、风云变幻之时，仍能以爱国为重、以民族利益为先，不受威胁利诱，不失人臣之道的气节和品德。辛亥以后，他虽坚持清朝遗老的身份而不识时趋，未能随时而进为共和政体欢呼，但他既不象袁世凯那样在共和与帝制问题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象郑孝胥那样同为清室遗臣而因一己私利甘心依附日本，充当伪满新贵，更不参与打着民国招牌投靠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府，而是枯住北京，不灭其光复皇清的旧梦。所以，他虽不是个共和主义者，但与帝制自为的民贼、投机取巧的政客、卖国求荣的汉奸等相比，毕竟大节不亏，品德高尚，不失其正人君子的形象。 综观陈宝琛的主要作为，应该说，忧国忧民、功在社会，是他一生的主流，而“内圣外王”、“忠君报国”，则是他的理想追求和行为准则。他是一个由传统文化孕育出来，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又有匡时济世之志，却因时运不济而无法实现其治平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的典型。他在晚年仍囿于忠君的窝臼而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这又注定了他必然是个政治理想与历史潮流错位的悲剧型人物。 （二） 陈宝琛于同治七年(1868)中戊辰科进士后即入选翰林院。初为庶吉士，旋散馆授编修，擢侍讲、晋学士，在翰苑供职长达十余年。其间虽两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一任甘肃乡试正考官，但都是临时差使。即使在光绪八年(1881)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后不久改任江西学政，也只有一年时间，次年即因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而仍回翰苑。从21岁至37岁，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主要是在翰林院度过的，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他在晚清政坛中崭露头角，令人瞩目的光辉期。 陈宝琛自小受到严格的儒学训练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陈承裘在授读之余常“诲以古今忠孝故事”，又“为述祖德、庭训及道咸间所闻士夫贤不肖行事与生平所接名士硕儒之言论丰采，勖以名节”④；母亲林氏也经常督励他深宵苦读、奋发有为，以身作则、为诸弟榜样⑤。这些都使他在节操和品性方面得到熏染，对确立以家国天下为重的人生旨趣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治学归宗程朱，学术思想上又深受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的影响，主张“明道救世”、“通经致用”。他曾说过：“方今世变所趋，士风渐致侥倖”，“若得宗羲、炎武二人，树之风声，动其观感，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源，理非空谈，功无速化，行己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则功名不贻气节之羞，而风俗可得师儒之益”⑥。所以他不但熟悉历代典章制度、政情沿革，注重“以史为鉴”，而且研究边疆地理，注意法、日、沙俄的动向；不仅了然民生经济，而且关心时务世运，有革新弊政、澄清天下之志。他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21岁即成进士，科场顺遂、英年早达，更使他亟亟于一展自己的经世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