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固然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与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危机刺激的产物，不过若从思想渊源考察，则与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播西学，宣扬变法维新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新教传教士在戊戌前后，围绕“醒华”而进行的一系列“西学启蒙”，对戊戌维新思潮的引发与推进，起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对此作些剖析和探索，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英、美各差会派遣的新教传教士自19世纪初来华后，即“师法利玛窦”，仍打起“知识传教”的旗帜，利用建学校、译西书、办报刊等方式，从事文化活动，向中国人民宣传西学。其内容虽以声、光、化、电等近代科技为主，但同时也包括了地理、历史等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洋务运动时期随着“西器”、“西艺”的大规模引进，“西教”、“西政”也开始陆续传入中国，其范围包括法律类、外国史志类、经济类、文化教育类及时事政治类等五大类，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特别是以自由、平等思想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即夹带于其中而开始传入中国。这当中洋务派因受“中体西用”思想的制约和限制，他们控制的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对“西政”诸书的译介，远不如新教传教士特别是广学会来得积极。比较起来，新教传教士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译介，倒较少顾忌而颇为热情。①尤其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成立后，创办人韦廉臣把办会目的归纳为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目标则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广学会之所以采取这项措施，下大力气“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除宗教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他们认识到，“只有等到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② 韦廉臣等人发起成立同文书会，决心把“中国人思想开放起来”之际，正值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不久，人们对洋务“新政”的幻想开始破灭，早期维新派已登上历史舞台，要求“君民共主”，开始从洋务派分化出来，形成自己思想体系之时，因而双方便很易于相互接近起来。特别是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主持同文书会工作之后，更进一步明确强调，要把中国从高级文武官员到举人、秀才以上的士大夫乃至应试书生“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取更好的方法时为止”。③从此新教传教士便以广学会为阵地，以《万国公报》为喉舌，更加自觉地为中国的“求新之士”充当起“觉世牖民”的“导师”。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兴起、发展的过程中，也确实把李提摩太等人奉为“吾人维新运动一位良师”，④以至“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莫不尽量购取”⑤，以便从中吸取营养，建构其维新思想体系。甚至后来连光绪皇帝也购阅了全套《万国公报》及89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⑥到维新运动高涨时，《万国公报》发行量高达38400份，出版的图书每种印行万册以上，可见其影响之大。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维新派编辑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据笔者统计，共收文章615篇，其中传教士的文章178篇，所占比例为28.8%，而李提摩太的文章就有36篇之多，仅比康有为少2篇，足证李提摩太在维新派的心目中，确实处于“良师”地位。 二 那么，传教士们究竟向维新派灌输了哪些“最重要的知识”，又是如何“系统地教育他们”，使之产生并形成维新思想的呢？ 首先，他们通过大量翻译介绍外国史志，使维新派了解熟悉西方，把握世界各国发展大势。对此，梁启超曾强调：“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同时指出：“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⑦就是说，要了解西方政治，首先要了解西方历史。传教士也正是从这一点入手，对维新派进行“西学启蒙”的。在戊戌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史志，仅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刊，就有25部之多，绝大多数为传教士所编译。其中既有世界通史或欧洲通史，如谢卫楼、赵如光的《万国通鉴》，艾约瑟的《欧洲史略》，李提摩太的《天下五洲各大国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又有国别史，如艾约瑟《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裨治文《联邦志略》等；还有专门史，如外交史类有林乐知的《东方交涉记》、《英俄印度交涉书》，战争史类有艾约瑟《土国战事述略》，林乐知、蔡尔康的《中东战纪本末》，经济史类有林乐知的《列国岁计政要》，政治史类有更专门研究改革变法的李提摩太《列国变通兴盛记》等等。 这些史志译著，同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所著外国史志相比，不仅内容详尽准确，很少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论，而且更加侧重“浏览乎方今之局势，而熟察其治乱盛衰之故”，⑧从而使中国人能更清晰地看到西方各国近百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在这些书中，对中国知识界尤其维新派影响最大的，则为《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 《泰西新史揽要》原为英人马恳西著《十九世纪史》，由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1895年出版。该书采取“以国为经，以事为纬”的体例，对西方各国历史，以“英国者，泰西之枢纽也，故所记独详”。⑨书中不仅有《改制度》一章，专门介绍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的经过，强调这一改革使“昔日英民举官之权全不均平”，“今则一一厘正，必公必平，各大镇市，无不周徧。”⑩继而又以“英除积弊”为题，详述了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英国继续逐步革除积弊，实现工业革命，达到“郅治之隆”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