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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迅速赴台巡视。他首先对当时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情作了较符实际的分析，指出日本侵台“大有骑虎之势”，欲罢不能；而台湾原住民不可能战胜日本“蓄意新练之兵，其破也在意中事，破则必踞其地，而我之战事起”①。总之，中日交战有很大可能性。他认为，如果日本“胁我以非理，立即奋勇拒敌，不以开衅罪之”②，“此时，以挞伐之威，并不得谓衅开自我”③，主张及早做好反侵略的准备。同时，他也看到，日本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孤立的地位。日本侵台消息传出后，即受到列强的抵制。沈葆桢看到了这点：“中西人人发指，非虚言也”④。然而日本敢在国际上孤立的情况下举兵侵略台湾，是由于清政府的苟且偷安。他指出日本“非窥我苟安旦夕之意，亦不遽蹈瑖抵隙而来”⑤。他针对这种局面，反复地强调“备战”的方针，并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对日斗争的重要决策四点，即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 （一）联外交。沈葆桢认识到列强对日本侵台的态度是“虽疑其奸，亦无从遽发其复”，因此，沈计划“将递次详将日船遭风各案，摘要照会各国领事，其不候照复，即举兵入境，并与生番开仗各情形，亦分次照会，请其公评曲直”。沈葆桢认为这一措施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策略性的目的：“如其怵于公论，敛兵而退，上也；否则展转时日，我将集备设防，其鬼蜮端仉，亦可随时探悉。”⑥ （二）储利器。沈葆桢清醒地指出，“日本非西洋之比”，但也“不可谓非劲敌”，日本的陆军，“虽西人亦惮之”。日本的战船虽非中国各船之敌，但具有进攻性，这是当时日本海军的优势。他说：“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⑦。为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购买两艘铁甲船，此外，还应购买水雷、后膛枪、火药等军需。沈明知清政府因循苟且已成痼疾，所以特别强调备战的迫切性。他奏称：“明知所费不赀，必有议其不量力者，然备则或不可用，不备则必启戎心。乘军务未萌之时，尚可为牖户绸缪之计，迟则无及矣”。 （三）储人才。沈葆桢在向清政府报告兵力调度和布置的奏折里，提出“广储人材”的意见。他特别强调“此时消除萌蘖，须得折冲樽俎之才”，积极物色有外交学识的官吏。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原台湾道黎兆棠和吏部主事梁鸣谦两名。他们不仅与沈有深交，而且也“洞悉详情”。 （四）通消息。沈葆桢在清朝大吏中，显然是一位具有近代信息意识的洋务派。当时，闽台已有轮船作为交通工具以传递信息。然而，沈葆桢仍然觉得它有其局限性，要受气候的限制，特别是台湾海峡恶劣气候的限制，“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并具体提出敷设由福州经厦门至台湾的水陆电线。这是我国最早敷设电线的一个计划。 毫无疑问，沈葆桢这篇奏稿，充分体现了他对日斗争的战略构想。即以备战求免战，而基本总则立足于备战，辅以外交谈判。所以，他认为为了把战争消灭于萌芽之时，花钱备战是必要的。 1874年6月17日，沈葆桢到达台湾后，对日本至台湾的侵略活动有了更具体的了解：1.日侵略者利诱少数原住民和汉族庄头投靠日本。这时，琅18社已在日本侵略者压迫下投降，牡丹社不降，则武力加以攻剿，对汉族各庄头人则以“当官”为诱饵加以拉拢，并令他们加紧“招降”高山人各社⑧。2.日本扩大对台湾东北的侵略活动。据台湾道称：“苏澳一带，自上年以来，常有倭人来往。本月初三日，有日本船一号，驶往后山沿海而去，船内备有糖、酒、哔吱等物，声称欲与生番联和，在后山起码头，做生理”⑨。6月13日，“有日本兵船一只，船名牧源吾，载兵一百余名，由台湾南路开行，绕后山一带，过噶玛兰洋面，驶进鸡笼口，买煤一百五十吨开去”⑩。台东地区，一向是原住民居住的地区，他们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渔猎阶段，与台湾西部平埔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政府为了避免民族纠纷，简单地制定了汉族人民不得进入台东地区的禁令，这不但延缓了当地高山人的社会进步，同时也给日本及西方列强乘虚而入的机会。 根据上述日本向台湾东北部扩张的情况，沈葆桢大胆地向清政府提出“开禁”台东的建议，成为19世纪70年代后全面开发台东的先驱。 沈葆桢十分重视对原住民的团结工作。他一方面看到“番民为其甘言财利所诱”，另方面又看到高山人反对日本压迫的积极性。沈葆桢指出：“各社番目讬粤庄头人吁乞归化……。今日本肆虐，心实不甘……用兵之日，各愿先行”(11)。沈葆桢正确分析了原住民的态度，从而颇有远见地提出“驱倭抚番”的斗争方针，实行团结原住民的政策。这不但是日后“开禁”的关键，同时也是争取原住民支持对日斗争的一个重要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