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甲午战争，迄今已历百年。今非昔比，世界沧桑。特别是当年战败罹难深重的中国，国家地位和社会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那场战争的历史蕴涵，并没有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而泯灭，相反，正是由于时代的更新而愈显丰厚。立足现实的制高点，鸟瞰那段硝烟弥漫、血火交织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从中接受启迪，正是今天历史学家的责任。正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国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于1994年9月7日至11日，会聚当年作为北洋水师基地和海陆重要战场、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日显雄姿的威海，参加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交流，气氛热烈，涉及的内容空前广泛而又深刻。这里专门介绍的只是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淮系集团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史实是非常醒目的，甲午战争从陆路战场到海上战场，从统帅到参战部队，从战略战术的筹谋到具体实施状况，从战争本身到其前后的广阔社会背景，万端事体，千般风云，都与淮系集团密切关联。于此进行审视、考察，不论是对于甲午战争还是淮系集团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关于李鸿章、丁汝昌 李鸿章是淮系集团的首领，也是晚清重臣。甲午战争期间，他既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海军衙门会办的官职参与清廷的有关决策，又以淮军和北洋水师总帅的实际权能直接进行军事筹划和作战指导。对其有关思想和实践，在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讨论中所反映出的认识，较往常明显有所拓展和深化。 诸多论者注意把李鸿章的战略思想放在国防发展战略的总体中来审视。有的指出：对于清王朝国防发展战略上的一些失误，李鸿章在甲午战前已有所察觉。他提出了“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这一战胜日本的总设想、总方针，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其中包含着难能可贵的持久战思想，对于弱的大国如何战胜强的小国具有普遍意义。不过，在当时情况下，要清廷接受并做到这些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因此，这些正确主张，只具有思想资料的价值，不可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有的则特别重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在国防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明确持论：从国家全局理性地认识并统筹近代海防，李鸿章是始作俑者。就国防总体来说，中国传统上重陆轻海。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始逐渐转变观念，从陆防转向海防，具备了海防战略思想的雏型。70年代后形成“三洋布局，海口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不是单纯的军事运筹，而以“自强”为国家战略目标，以外交和海防为相表里的两只手。到80年代初，李鸿章进而具备了“远东海上威慑”的海军战略思想，跳出了“斤斤自守”的狭义海防的樊篱。从甲申至甲午（1884-1894年），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却发展停滞，最终功败垂成。其原因主要在于处理中外战端过分依赖外交手段，政治上考虑为多，军事上考虑不足，缺乏切实的战守方略。 有的文章别开生面地探讨甲午战前中国之海战理论与北洋舰队作战指导失误的关系，这中间自然涉及到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问题。有谓：甲午战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近代海军战略、战役理论，是以《海战新义》等译著中的有关内容为主。包括对海军作战任务的战略区分、处于萌芽状态的近代海权思想、海军战略战役指导的基本原则等。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海军统帅、将领们，对这种新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李鸿章甚至明确表示《海防新论》所提出的派兵船堵敌国海口的主张，不适于中国。 对于李鸿章的作战指导实践，倾向于否定者仍较多。有文章指出：李鸿章是一个不称职的战略指挥员。他在处理和与战的关系上，一厢情愿地企求和平，迟迟不作战争准备；在处理海军与陆军的关系上，不懂得发挥海陆联合作战的威力，从未组织过一次海陆协同的作战行动；在处理战场南翼与北翼的关系上，重北翼轻南翼，导致了战略重次的颠倒；在处理海军攻与守的关系上，实行消极防御、避战保船；在处理上一战略阶段与下一战略阶段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不能照顾战略全局。总之，李鸿章在军事思想方面所存在的片面性、表面性和落后性，导致了在战略决策和指挥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因此，清军甲午战败，他要负首要责任。有的论者坚持认定，在战争过程中李鸿章一直是持消极防御、避战求和态度的。相比之下，有的文章则显有异议。譬如，有篇文章公布了从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函稿中发现的一帧《李傅相手谕旅顺诸将书》拓片，参以其他有关史料，论证了李鸿章并非没有死守旅顺的决心和准备，在守旅“有将无帅”，该地终致丧失问题上，李鸿章不应负主要责任。该文认为，综观战争过程，他并非自始至终一直疏于战备，避战求和。有的文章更就全局立论，说李鸿章虽主军事缓进，但并无屈膝乞和，甲午惨败是中国“体制”所误。有的文章则着眼于李鸿章“毕竟是臣不是君”的地位条件指出，其人并没有最高决策权，所以不可能尽成其所想，甚至有时处于四方掣肘的窘境。 关于马关议和是否卖国问题，有的文章辨析说：李鸿章去马关求和是在日本两次“拒使”之后由清廷作出的决定，上谕中有“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之语，并“予以商让土地之权”，他完全是奉命受权而去。《马关条约》的内容是甲午战争失败所招致的结果，而且李鸿章又是奉到“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的最后谕旨签订的，他个人似难独任其咎。李鸿章的误国不在马关谈判和签订条约本身，而在于他在“防日”过程中有一味依仗强俄和“轻日”思想，特别是在指导和进行战争过程中有严重失败主义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