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几乎一致公认曾国藩是借师助剿的积极鼓吹者。笔者对此定论，不敢苟同。本文试图就此问题略谈浅见。 一 西方列强对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掀起的革命运动，始终视为洪水猛兽。1853年太平军刚刚定都南京，就有美国人对向荣提出：“愿派兵前来助剿”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为了自身利益更迫切要求尽快消灭太平军。1860年11月，俄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向清政府提出俄国愿派三四百官兵和船炮来华助剿；法国驻华公使也表达了此意。清廷对此征求意见时，曾国藩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并说：“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时此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②”他对俄法派兵来华助剿持否定态度。 1861年冬，太平军攻占苏、浙大片土地，中外商贾云集的上海亦成孤城，危在旦夕。聚集到上海的苏浙大地主们迫不及待地要借助在沪洋人力量，进行疯狂反扑。1861年11月18日，户部主事钱鼎铭带着署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及苏浙地主殷兆镛、潘曾玮、顾文彬、杨庆麟等人给曾国藩的呈请借师助剿的信件到安庆。曾国藩这时仍不以借师助剿为上策。1862年1月7日他给潘曾玮的信中说：“借助外国，自古为患。”“上海、宁波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只宜借守沪城，……至于金陵、苏、常，则鄙人不愿与闻”③。潘曾玮听不进曾国藩的衷言相劝，是年仲春伙同大地主龚橙（孝拱）搭船北上，直接去找清廷哀求借师助剿了。曾国藩对潘的执意北上，“亦未便强行劝阻”，他“想总理衙门自能折衷群议”④。曾国藩给潘曾玮写信的同时，又给庞钟璐、江苏布政使吴煦及江苏巡抚薛焕等人写信，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然而，薛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意见，直接向朝廷奏请“借师助剿”，且在上海设立了会防局。曾国藩对于薛焕的所为，一方面向朝廷上奏表明：“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⑤；另一方面则对其部下薛焕予以严厉批评：“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还说，如果“必欲攻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⑥。 清廷根据潘曾玮、龚橙的请求和薛焕借师助剿的奏疏，于1862年4月12日谕令曾国藩“允洋人助剿苏常”，并要曾“与洋人联络声势，冀收速效”⑦。然而，1862年4月22日，曾国藩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的一贯态度。并以历史上的教训来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总得靠自己的力量，认为借师助剿等于借西人参加科举考试，要朝廷拒绝他们的会剿要求。他给奕、桂良、左宗棠、李鸿章、周腾虎、吴煦等人的信中，都表明了同样的观点：“情愿独战而为发匪所败，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不愿会战而为洋人所轻；情愿败而见罪于上司，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⑧其态度可谓坚决之至。 二 曾国藩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谕旨，借洋人势力尽快镇压太平军。然而他却始终坚持只可助守上海，不可助剿内地的一贯主张。 曾国藩之所以只认可借兵助守上海，首先是因上海自开埠以来，“人民千万，财富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保其富庶。⑨”“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守之。”其次是因上海每年为湘军提供了100多万两白银的军饷，是湘军主要财源之地。所以他“必设法保全上海”⑩。再次是因他考虑“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上腴，于用兵则为绝境”(11)，只宜防守，不宜出击。如光靠清军防守，又“非二万劲旅不可”(12)。当时，他无法抽调这么多兵力，虽已决定派李鸿章率兵前往，但“非二月不能成行”，他“恐缓不及事，不得不借西洋兵力”了(13)。这是他在“别无良策”情况下的最后选择。 曾国藩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中，始终坚持不与洋人勾结去镇压内地的太平军。 1862年1月7日，他写信给潘曾玮：“今日泰西各国，久已遍行内地，又非初入中原者可比”，若借师助剿内地，“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14)。2月24日，他又致函给潘：“除上海外，无论所向利钝，概不与闻。(15)”他认为借师助剿，只能是“借鬼打鬼，或恐引鬼入室；用毒攻毒，或恐引毒攻心，不可不慎也。(16)”所以尽管他对清朝廷执意“借师助剿”勉为应允，可仍坚持“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17)。 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刚到上海，在沪的“洋人常至李鸿章处催促进兵，约期会战，聒聒不休”。曾国藩对洋人的这种纠缠无已的情况，极为反感，他要李鸿章“以婉言谢之”(18)。他对左宗棠在浙江起用法人日意格组织洋枪队会剿太平军，认为“系左季高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19)”5月至6月，洋枪队在嘉定、青浦惨败后，“不肯罢休”，决定从印度调兵来华。曾国藩得此情报后，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闻英吉利、法兰西二国将调印度兵大举会剿，江浙人民从此殆蹂躏无噍类耳，为之喟叹！(20)”7月18日，他复奏朝廷，指出洋人只不过是“借助剿为图利之计，借起兵为解嘲之词耳。”并断然指出：“中华之难，中华当之。”不允许洋人来“蹂躏中国之土地”，并申明他“始终不愿与之会剿”(21)。态度十分坚决。 1862年，曾国荃率湘军攻占了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可又遇到李秀成20万太平军的猛烈攻击。湘军危急万分。正当此时，曾国藩接到廷旨：“俄国兵船愿来助剿。”他不好明白拒绝，只好同意，“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仅作“遥壮声威”(22)之用，不直接参与攻剿南京。11月8日，他又接到李鸿章决定派常胜军前来救援之信。他对李的好意没有表示什么感谢，反而说这“非余本意”。后来这支队伍因其统领白齐文为闹饷问题没有去成，曾国藩说“不来金陵，亦自无害，来亦未必果有裨益”(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