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兴起，不应当仅仅从中国近代军事史和太平天国战史的角度来诠释。作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种因素交汇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它对于晚清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本文拟将湘军当作为一个群体，全面地研究它对晚清政治、现代化运动、军制变迁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阐述湘军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地位，从而更好地理解湘军这一重要历史现象。 一 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崛起的契机 湘军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乃在于它造成了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崛起的契机，从而改变了晚清中国的政治结构，也促使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清朝的政治统治，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政权，故具有满族贵族对汉族人民进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特征，这种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在清代的职官设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据清会典、职官志等记载，清代在中央政权的各个部门的职官定额设置中，明确规定了满、汉及其他民族（主要是蒙古）的具体人数及各自的份额。从表面上看，在中央各部的长官中，一般是满、汉各半，人数对等，但在实际运作中，满族大臣是权位高于汉族大臣的。以军机处而言，军机大臣的员额最初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满、汉并用的规定，但在咸同以前，军机大臣事实上多为满人，只是到咸同以后，汉族官员作军机大臣的才逐渐增加①。另一方面，在中央政权的各个部门中，中下层官员满、汉的员额，则是满族占绝对优势。以清代中枢机构为例，前期为内阁，内阁人员的额数，规定是：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典籍满、汉、汉军（编入八旗之汉人）各二人，侍读学士满四人，蒙、汉各二人，侍读满十人，蒙、汉、汉军各二人，中书满七十人，蒙十六人，汉三十人，汉军八人②。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中枢机构后，满族官员占优势的格局仍没有改变。再以中央六部为例，也是满族员额占优势。吏部：尚书满、汉各一人（初时品级满员为一品，汉员为二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堂主事满四人，汉一人，郎中满九人，蒙一人，汉五人，员外郎宗室一人，满八人，蒙一人，汉六人。户部：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堂主事满四人，汉二人，郎中宗室一人，满十七人，蒙古一人，汉十四人，员外郎宗室二人，满五十六人，汉十四人。礼部、兵部、工部和刑部的情况也大致相同③。 在清政府地方政权中，总督、巡抚以及将军、都统等权位重大的封疆大吏，虽无满、汉员额的具体规定，但在咸同之前，汉族人士位居督抚的确属凤毛麟角。以将军、都统及副都统等握领兵权的清代高级将领来说，据章伯锋《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一书统计，两百余年中，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基本上为满族贵族充任，只有到清末才有为数极少的汉人充任。 由此可见，在咸同之前，满族贵族对汉族士大夫的戒备与防范心理是相当严格的，猜疑汉人已成为清朝的“祖制”。直到咸丰四年，当湘军攻陷武汉，咸丰帝一时兴起，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在有人向咸丰帝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之后④，咸丰帝急忙收回成命，在曾国藩假意奏辞署抚的奏折尚未到京之前，即下旨著其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可见，咸丰帝是恪守清朝“祖制”，不愿轻授汉人权柄的。然而，到了咸丰末、同治初年以后，清政府一改旧制，任命了一大批以湘军将领为主的汉族封疆大吏，他们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安徽巡抚李续宜，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西巡抚沈葆桢，两广总督刘长佑，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南巡抚毛鸿宾，湖北巡抚严树森，山东巡抚阎敬铭等。可以说，东南半壁河山，尽入以湘军为主体的汉族士大夫手中。为什么一贯猜忌汉人、防范汉员的清廷在此时却一反“祖制”，将权力授于汉族地主阶级？毫无疑问，正是湘军造成了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崛起的契机。 众所周知，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太平军即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横扫东南，奠都南京，形成了与清朝对峙的农民政权。这一成就，正是在清廷视为支柱的八旗、绿营以及大批满族官吏望风溃逃、腐败无能的形势下发生的。可以说，在太平军面前，八旗子弟们暴露了他们长期以来即已存在的腐朽、颟
的特性。而与之相反，以曾国藩的湘军将领为中心的大批汉族士大夫，却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表现出强悍有力的作用。随着战争的进程，即使是满族贵族也无法怀疑湘军是镇压太平军、使清廷免于“劫数”的关键了。另一方面，在咸丰末年，湘军已走出了初起时的艰难局面，陷武汉、克安庆、复九江，已将战线推进到了太平天国的心脏地带，表明了他们是清朝中兴的力量所在。同时，湘军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士兵、一大批将领的政治军事势力了。特别是湘军的将领，大都是出身于统治阶级中下层（以中小地主出身为多⑤），精研经世之学，有不同的科举功名且又对清廷忠心耿耿的真才真士，迥异于倚仗祖宗荫庇、昏聩无能的八旗子弟。尤其重要的是，这批汉族士大夫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担负封疆大吏的理想人才。因此，在咸丰末年，以湘军为中心的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已经显示出没有他们，清朝统治将无法恢复和延续的明确定局。而这样一种倾向，也逐步为许多满族权贵所认识。历任道、咸两朝大臣的文庆说：“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⑥。而肃顺则更明确地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⑦，“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⑧。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向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开放政权的问题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虽然并非由衷，但却是下定决心起用汉族士大夫了。即使有人向清廷进言反对，甚而以“祖制”相威胁，也不为所动。咸丰十年，当清廷任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后，一向对湘军势力崛起不满的胜保，乃向清廷上书，讥刺“近日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提醒清廷“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⑨。然而，已下决心起用汉族士大夫的清廷，不为所动，坚持成命，反而将胜保调离。同治更元，慈禧太后更进一步向汉族地主势力开放政权，虽然有人曾进言说“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⑩，但她坚持任命了一大批汉族士大夫，形成了以湘军将领为主的汉族大臣握有东南各省督抚大权的政治格局，并由此奠定了晚清政局中汉族地主政治势力位居中枢、左右政局的新局面。故此，湘军的兴起及其势力的发展，乃是晚清政局中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政治势力崛起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