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是爱国的、进步的杰出思想家，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在当世发生过重大影响；还对后来的社会变革思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 历史把魏源推向剧变的社会舞台，他的一生贯串于封建“末世”和近代初期。 魏源的前期活动正当中世纪的下限，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濒于崩溃。民族矛盾逐步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侵略手段不断叩击中国沿海门户，加剧了社会危机。魏源的后期活动，则跨入了中国近代时期的初期阶段。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具有“天崩地解”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既非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变所导致，也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结果。近代中国舞台帷幕的开启，竟然是由英国侵华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部作用及其促成的扭曲的社会形态，深切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毫无疑义，主要历史人物总是一定的社会运动和思潮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魏源所处时代突现的严重民族危机和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迫使包括他在内的“有积感”人士认真思索并作出反应：是对“坚船利炮”的侵略者英勇抵抗，还是妥协投降？是讴歌“太平盛世”，继续因循苟且、闭关自守，还是反省和批判“末世的弊端，倡导社会变革？十分尖的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要求给予答案。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下，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踏上历史舞台。他们要求对抗侵略，内行改革，有限度地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魏源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变革思想，使他无愧为这批满怀热忱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卓越代表。 与他所处社会生活中的剧烈变化相适应，魏源的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魏源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曾与龚自珍就学于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师承了这个学派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历史变易思想。他的足迹曾踏遍大半个中国，使他得以比较深切地观察现实生活。只是科举仕途决非顺畅，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也没有担任过重要官职，长期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他对社会经济的有关问题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社会经济改革家闻名当世。19世纪30年代，他还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淮地区一度经营过票盐生意。他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能够在严峻的现实激励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积极倡导社会变革。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常怀忧愤的魏源以巨大的震动。“奇变”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集中表现为爱国主义的高昂和效法西方主张的提出；而与剧变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社会改革思想日益鲜明。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改变了传统知识结构，为他的一生思想的高峰。魏源的爱国主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立场和利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他的变革观念和主张，则发生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从爱国走向变革，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这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魏源的身上已经初步显示。由于他的社会变革思想没有深化到触及现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层次，对西方的效法也仅限于物质文化的范围，因之，当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风暴震撼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他却完全不能理解，甚至置身于对立方面。他感到困惑、失望和伤痛，“无心仕宦”。这位当年曾为爱国与革新事业奔走呼号的志士归隐田圆后皈依佛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奏的炮声中卒于杭州僧舍。 魏源晚年的精神破产不是偶然的。“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从他所隶属的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改革群体的力量是微弱的；他的粗浅变革主张缺乏实现的坚实社会基础──中国资产阶级的正式出现尚有待于70年代；而他抵制的农民战争则威协着清朝政府的存在；这就是魏源的悲剧结局的基本内涵和关键所在。 一 爱国主义无疑是魏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揭露侵略者的贪婪本性和战争罪行，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英国侵略者用“通商战争”的谰言掩盖其强盗嘴脸，投降派也以“通商必不生衅”的谬论相应和。魏源拆穿了这种卑劣谎言，指出武力掠夺是英国侵略者的惯伎：“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济，遂雄。”（《海国图志》卷二十四）他们实际上是假借“互市之名”，“专以鸦片之烟、耶苏之教毒华民耗银币。”他还用殖民主义者“性贪而狡”的种种事实，说明英国侵略者用暴力敲开中国大门的阴谋是策划已久的。“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海国图志》卷五十二）战争的爆发是侵略者“攻门索斗”，起因根本“不由缴烟”。鸦片贩子就是战争贩子，这正是英国侵略者的双重身份。魏源确认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是为了“除中国之积患”，肯定广大军民的抗英斗争是义战，驳斥了污蔑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谬论，伸张了民族的正气。 批判卖国主义，是魏源的爱国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面对着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走私和军事进攻，投降派却一味叫嚷什么“以德服人”，“诚信化敌”，主张弛禁鸦片，对破门而入的强盗们只能“羁縻”、“安抚”、和“曲加优礼”。以穆章阿、琦善为首的卖国贼们甚至为虎作伥，恶毒攻击爱国军民的抗英斗争是“贪功启衅”，大肆宣扬必败论，而且直接从政治上、军事上破坏反侵略战争。魏源痛斥了这种颠倒是非、畏敌如虎的论调，批判了“善战者服上刑”的观念，强调“武备御敌”，主张“严修武备”。因为，“唯利是图”的侵略者又有着“唯威是畏”的一面，必须“以甲兵止甲兵”，才能使他们“有所畏怀”而“不敢尝试”。他指出敌人的“船坚炮利”不可忽视，但决不是“非兵力所能制服”。只要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战，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完全可以“使其失其所长”，形成“以主待客，以主胜客”的主动局面。此外，他又以大量诗文谴责投降派破坏抗英斗争的罪行。指出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降派卖国勾当所致：“已闻狐鼠凭城社，安望鲸鲵戮场疆”。如果“早用秦风修甲戟”，必将“条支海上哭鲸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