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中体西用”还是“中本西末”？ 论及体用问题或本末问题，不能不从道器论谈起。 “器”与“道”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根本问题。《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有形的具体事物，故《易·系辞》又称：“以制器者尚其象。”“道”与“器”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得好：“无其器则无其道。”就是说，有“器”才能有“道”：“器”是第一性的，“道”是第二性的。“道”是无形的，是事物的道理或规律。《易·说卦》有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仁义等无形的东西，皆归为“道”。如何认识“器”与“道”的关系，是区别古代哲学不同阵营的基本标志。所以，宋代以降。“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成为思想家们经常辩论的哲学命题。 鸦片战后，由于西学东渐，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用道器论的观点看，中学与西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多少年来，论者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学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事实上，除顽固派之外，这一时期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认识的概括不仅不一样，而且不同派别的认识也迥然有别。因此，用“中体西用”来说明表现出不同阶段、不同派别和不同趋向的思想潮流是否恰如其分呢？详查有关资料，从1861年到1894年的三十余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等不同提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用“本”“末”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不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的提法只是偶尔出现，“中体西用”的提法的出现也不过寥寥数次，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中本西末”论，而且，“中体西用”这一提法只是在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后才开始流行。 论者或谓，“中体西用”思想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魏源。因为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师夷长技”便是“西学为用”的最初表述形式。并认为，林则徐虽然没有发表什么“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他的实际行动以“西学”中的物质文明弥补了“中学”之不足。如此等等，皆未免失之牵强。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徐，都没有提到过西学。他们那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是相当表面的、浅层次的。不错，林则徐说过：“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①他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而且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初步地将“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魏源则把这一思想完整地表述了出来。但是，林则徐也好，魏源也好，都没有把西方的“长技”视为西学，他们的认识在当时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更谈不上用道器论或体用观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了。 “西学”这一名称的最早明确提出，是在1861年。冯桂芬有《采西学议》一文，谓中国所译意大利、英吉利两国之书，凡数十种，“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是：“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为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用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这就把西学的范围扩大到坚船利炮以外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了。他不仅首次对西学做了明确的界说，而且还阐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认为国人须“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因为“西学不外算学，舍算学无西学也”。就是说，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习西学。他还用两句著名的话来表述这一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一般判定冯桂芬是近代第一位早期维新派，实则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转变期间的双重过渡人物”③。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便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自强”口号时，总是提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④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末。曾国藩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中本西末”问题，但他是用本末观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