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①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祖宗之成法”这样触动时忌的措施，要求把具体的洋务的兴办与某种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本文拟对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作一探讨。 1 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腐败，最早发出“变法”、改革呼吁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如魏源、龚自珍等。著名思想家魏源首先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清醒过来，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1842年开始编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和改革弊政的主张。但真正把有近代意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但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李鸿章之所以力主变法，进行改革，是因为他对时局的认识最清醒、最深刻。众所周知，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欧美列强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后，对外掠夺殖民地，而摇摇欲坠的清封建帝国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主要对象的时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爆发，使本来已经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处于更加危急的关头。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局势，李鸿章并没有象倭仁等顽固守旧派一样，盲目自大，抱残守缺，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列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18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中，发出了“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变局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②。李鸿章是从放眼世界的高度来观察中国当时面临的局势的，认为这些强敌已大大超过了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仍拘泥于成法，固守旧章，前途将不堪设想。他浅层地比较了彼己之长短，认为西方诸国船坚利炮、工商发达、国力强大，而清王朝军事窳败、财政枯竭、国力疲弱。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③。民族危机如此严重，中国怎么办？李鸿章的回答是：自强御侮。如何自强，李鸿章早在就任两江总督之前就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④。到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时，李鸿章对清廷说，采用洋机器对于处于危弱状态中的中国来说，还只是“治标”。那末什么才是“治本”呢？李鸿章认为“治本”在于转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学习先进技艺的社会风气，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仍束缚于繁密的传统信条中，极大地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李鸿章对此很不满意。为此，李鸿章在1874年上奏的《筹议海防折》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改革主张。他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概，争言驱逐……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⑤他援引古语“穷则变，变则通”为立论依据，反对“药方只贩古时丹”，要求针对时弊，全面改革。为了唤醒昏睡中的、愚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李鸿章大声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焉！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⑥以后，他又一再指出：“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局者当知所变计耳”⑦，“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⑧，并沉重地说：“今当及早变法，忽令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⑨。表明李鸿章以力言“变法”为己任。难怪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将李鸿章誉为“能见其大”⑩的人物。所谓“能见其大”，就在于他识时局，知变计，敢于变祖宗之成法，力主改革。 2 李鸿章主张针对时弊，全面改革。其改革的范围很广，包括整顿军备，建立海军；发展各种民用企业；废除科举，改革育才用人制度等。 一、变易兵制，整顿军备，加强国防力量。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李鸿章比较早地看到了八旗、绿营旧军的腐败，意识到改革军事、加强国防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尤其是李鸿章在和侵略者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深感清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远逊于洋人。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威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李鸿章清醒地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这种中外武器装备对比的悬殊差别更促使了李鸿章改革军事，整顿军备。因此，他已认识到要与外国的强兵利器相抗衡，重要的是要练兵制器。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11)并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则可敛手。”(12)显然，中国要自强，要对付外国列强的欺侮，就必须“师夷”军事上的“长技”，这就是李鸿章改革军队建设的根本动因。因此，从1863年起，李鸿章首先为淮军各营聘请了外国教练，又去上海等地大批购置西方新式武器，装备淮军。但他感到“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扶制无具”。于是他开始在上海、苏州两地成立洋炮局，选雇洋员，仿制西方新式武器。李鸿章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和更新，淮军使用的洋枪由前膛炮换成后膛炮，洋炮由开花短炮换成长炸炮，再换成后膛炮。到1865年冬，五万多淮军“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13)。与武器装备的“西化”相适应，李鸿章在淮军的训练方面也尽量采用西法，途径有二条：一是请外国军官来当教官，一是培养淮军将弁掌握西法。通过采用西方新式武器和采用西法训练，淮军的战斗力大大强于其他清军，李鸿章曾这样夸耀：“敝军枪炮最多而精”，“是以所向披靡”。 李鸿章在着手淮军西化的同时，提出了“变易兵制”的主张，要求对清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1864年，他要求对占清军多数的绿营进行切实的整顿，还要求“屏逐”艇船、师船、仿立船厂，购求器械，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轮，建立一支能守卫海口的新式水师。他尖锐地指出：“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又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14)他为了“驭夷”、“自强”的需要，主张向“兵制”开刀。但是，清政府和清军内部积习很深，军事改革很难推行。到70年代，绿营兵仍有60多万，使用的武器仍是刀矛弓矢和抬枪鸟枪，内部腐朽不堪。1874年，李鸿章再次从必须改变“祖宗之成法”的角度提出“易兵制”的问题，对陆军训练和装备表示极大的关注。除了对陆军进行整顿、装备外，李鸿章认为要加强海防力量，建立海军，将原有水师改为新式海军。他对建立海军比较重视，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在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同时，应强调海军的作用，因为自古设防之法，都必须水陆相依，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军，用铁甲舰、水炮台保护水面，只有兼顾海陆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鸿章为创办近代海军作了积极的努力。1875年，李鸿章和沈葆桢开始负责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着手近代海军的创立。1879年，沈葆桢死后，海军之规划专属于李鸿章一人。1881年，李鸿章奏请丁日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北洋海军初步建立，到1895年北洋海军已拥有军舰20余艘。为了适应海军的发展，李鸿章重视海军行政的改革。指出“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慑敌情。鄙见外患如此甚急，时势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由于李鸿章等人的支持，1885年海军衙门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