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时期，黄兴对政治道德的注重，是同盟会一代人中比较突出的。黄兴既有对道德规范的提倡，又有对道德的自我修养和实践。 据说，黄兴曾对人说，他在从事革命之初，就注意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因此，黄兴在同盟会期间，就很顾全大局，特别是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不在细故上纠缠，以避免影响团结和革命的前途。一九○七年为国旗图式问题，黄兴和孙中山发生冲突，事实上是相互配合与适应的问题。他一度打算退出同盟会，而其领导的“华兴会”是同盟会中一个最大的“山头”，但他最后还是顾全大局。黄兴在致胡汉民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也功成而不居。先生保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胡汉民等都十分赞赏黄兴提出的道德标准。 同年，孙中山遭到章太炎等人不合事实的攻击，甚至章等人主张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却为维护同盟会的团结，而作重大努力，他致信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的刘揆一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后来，章太炎、陶成章等继续加强对孙中山的攻击，黄兴致书孙中山表示：“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和孙中山先后流亡日本，两人对政治形势、革命方略和失败教训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一时难于解决的分歧，很难继续合作。但黄兴仍力顾大局，避免和孙中山发生过于严重的冲突，黄兴向孙中山表示：“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不久，黄兴远走美国，从事宣传工作。 黄兴的基本政治道德标准是不争权利。在民国初年政局混乱、权利之争十分严重的局势下，黄兴一再以身作则，力图挽回消极的政界风尚。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关于新的内阁人选问题，南北双方有所争执，特别是在内阁总理和陆军总长任职上，争执比较激烈。同盟会方面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在袁任总统已成事实的前提下，主张应由同盟会方面出任总理及陆军总长。但黄兴“素怀归隐之志”，意欲与孙中山同时进退，作为在野人士，为国服务，以不争权利表率天下。当时，谣言四起，对黄兴多所攻击，而黄兴未予争辩。孙中山为此复信给章太炎说：“以先生之明，犹谓克（即克强，黄兴字——笔者）欲谋总理，冤枉如此，谁与为辩，则不知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季新、少川曾私约克仍掌陆军或参谋，而克拒之曰：奈何仍以是污我。文屡与言，亦期期不可。展堂等自爱其乡，欲求克归粤一镇民军，亦不允。其厌事如此，乌有为总理之心事，更安有为求总理而变乱大计，强无为有，如来书所云者。”后来，出于维护南方军队的需要以及同盟会方面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唐绍仪新组内阁之后，黄兴出任了临时性的南京留守职务。不久，政界风波又起，黄兴在留守任上遭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同时，反对派诬称其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黄兴本拟三个月完成留守职务，“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于是，他决心洁身明志，并表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于六月十四日通电解职。在他回乡的路上赋诗道：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林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表现了他“视富贵如浮云”的飘逸境界。同时，黄兴针对当时政界竞逐权利的不良倾向，大力提倡政党的道德心。他告诫国民党人说：“第一，重道德心。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然党德者，又不仅本党应有之，无论何党亦当保而有之也。”他对当时政党间的无原则冲突，强调指出：“凡他党之所主张，不可为无意识之反对，只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平心静气。为稳健之批评，以待国民之抉择。盖政党必具此党德，方能光辉发达，成极伟大之政党，否则亦终归失败而已”。 袁世凯帝制自为，使讨袁运动又高涨起来，面临这种形势，黄兴立即重新奋起，讨伐袁世凯。鉴于民初的教训，对讨袁后的前景，不免忧心忡忡地指出：“自袁贼乱国以来，一般士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铮铮者亦侈言之，恶德相沿，成为习气。若不改革，国必大乱，不可底止。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兴所以不急急求归者，亦在此也。”这里，民党之铮铮者，当指孙中山。因为，在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工作中，孙中山明确规定了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在政权中的独占地位，规定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这为黄兴所不赞成。他对不争权利的政治道德规范，不仅大声疾呼，还以身作则。幸好，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因运动失败，无所成就，不得不发布宣言，放弃一党独占政权的要求。谭人凤致电黄兴说，“近者中山来沪宣言，廓然大公”，要求黄兴“主张划一，门户洞开”，与孙中山合作。黄兴立即复电表示：“兴屡通函电，共起讨贼。并党界亦消灭，何门户之可言？特披腹心，即希鉴察”。 黄兴归国后，一方面提倡民党的团结，赞成不党之说，一方面呼吁政界“不为利动，不为威劫”。他回顾民初的教训说“自民国成立以来，报馆、国会同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在国中非常尊重，不可不就往事以勉将来。昔日之国会、报馆，因随世界潮流，为有党之结合，不免互相误会，舍政见而为私争，不商榷大计而攻击个人。今往事已矣，重振旗鼓，脱专制之束缚，以建共和民国，当一本良心之主张，以谋国是，尽舍私见而谋国政，此实第一要义也。”他自己对于政治上的权位十分淡泊，既不接受总统高等顾问的聘任，也不答应湖南人请他回乡从政的要求，他表示：“仆此次归国，见各国国力发展之基础，皆立根于实业与教育。故吾人所贡献于国家者，正不必垂绅拄笏，然后可以谋民福。譬如经营一良好教育之学校，得十百佳子弟以磋磨之，使成令器；或于一市一乡间刻苦经营，俾蔚成一自治之模范，皆足以告无愧于国家，何必定欲做大官、负大任，然后自愉哉？”不久，黄兴因病去世，可谓善始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