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军筹饷”是晚清政府意图挽回颓势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军事方面的努力，希望通过编练新军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在编练新军过程中清政府投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结果却是武昌起义湖北新军揭竿而起、权臣背叛北洋重兵反戈相逼，清政府培养的捍卫者变成了这腐朽统治的掘墓人。在辛亥革命爆发80多年后的今天，从宏观角度来看，清末新军的反正促进了历史的前进，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微观角度来看，包含着晚清政府全部希望的最好的军队成了他们自身强大的敌人，这无疑为清末雄浑苍凉的历史画卷涂上了戏剧化的一笔。对于清政府来说，编练新军的彻底失败已是毋庸置疑，但究其失败原因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有些经验即使在今天仍可引起我们的深思与借鉴，而在当今史学界系统地分析这一段历史的著述却不多见，本文有感于此，试提一点浅陋的看法，以作引玉之砖。 一、新军产生于半殖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一历史背景注定了它将成为一支极具特殊性的军队，从而形成了成就其终极结果的契机。 清朝编练新军始于1894年，初步展开练兵则是在甲午战争中，自命“天朝大国”的清政府“以数十万众，不能当日本一旅之师”，表明了清朝旧有军队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这种军队对外既无力与帝国主义列强稍稍对抗周旋，对内也不足以平定人民日甚一日的反抗怒潮，很难支撑政权。清政府出于自危，不得不尝试着改革旧有军队，寻求一支新的依靠力量，护卫它的统治。这个练兵初衷与其历史上历次军事改革的目的可说并无二致，这一点光绪二十三年（1897）户部的一个奏折可以证实：“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① 清政府的军制是常常改变的，以适应新的形势，这是他们自我防御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统治中国的一种方式。应该说这种手段与方式是具有一定效果的，它使清朝政府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统治危机，但到编练新军时，这贴“万应灵药”却失败了，这是为何呢？我们可以首先从新军的状况、特点和性质着手分析。 新军是对1894年后清政府编练的军队的总称。“新军”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的一份奏折之中，是相对于八旗、绿营、练勇等旧式军队而言。新军的特点是完全按照西方国家军队的营制编练而成，以洋操办训练内容，以洋枪洋炮为使用武器，一些新军还聘任洋人为教习。新军的体系繁杂，从它们的发展走向上看，大致可分为后来受革命思潮影响较多的南方新军和由袁世凯操纵的北方新军两大部分。但就其总体性质而言，我认为清末新军是一支具有浓厚资产阶级军队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这是因为：第一、创建这支军队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朝廷的利益，尽管新军发展的结果与清政府主观意图相悖，但在一开始这个训练目的必然决定着新军的训练宗旨。第二、新军的主要将帅是各种封建官僚，而不是其他阶级的利益代表者。第三，新军开始编练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还只是在海外秘密酝酿筹备，资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内政治舞台，虽然后来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国内的活动增加了，并有相当一批人进入新军进行宣传，但这不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就取得了对整个新军的领导权。即使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的湖北新军也只是要“排满”，而不是已经意识到要打碎封建制度。 由此可见，新军带有深深的封建主义的印记，这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趋于崩溃灭亡前夕的军队，在意识形态构造上，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至于它表面具有的种种西方资产阶级军队的鲜明色彩，只不过是“西学为体”这一老路的折射体现，并不能影响新军本身的性质。 再者，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编练新军同当时一切社会运动一样，又带有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影响的痕迹。清政府编练新式军队必然要求助于军事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实施全新的军事思想、训练方式、战略战术到更新武器装备都要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才能实现。而帝国主义列强当然不会真心扶持清政府组建强大的军队，他们各怀鬼胎，想通过出售武器、输送教习、帮助清廷培养新式军官等方法加强对中国军界的势力渗透，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们“帮助”中国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1898年驻华日使矢野文雄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写道：“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事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②一语泄露他们的狼子野心。由日本推及德、俄等国用心亦相彷佛。 作为这样一支极具特殊性的军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完成维护清朝统治的任务，更不可能拯救危亡国家，使之臻于独立和强盛。它必然会走上一条与清政府练军宗旨相背离的道路，新军编练的时代背景造成了新军由一支清政府组建的保卫力量演变成反对力量的契机。 二、筹建新军过程中的盲目性、急进性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之间、清政府传统的愚兵政策与新军现实状况之间的深刻矛盾造成了清政府对新军控制的软弱。 编练新军的时代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一个外患内忧相并行的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侵略步伐，中国已是“瓜剖豆分、渐露机芽”，另一方面国内人民的反抗暗流也难以完全抑止。清政府急于寻求新的依靠力量，这种心态决定了在编练新军过程中盲目性和急进性的存在。编练新军1901年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后，1905年1月清政府又计划在五年内编练新军36镇，每镇12500人，总兵力为45万人，这样庞大的军队要在五年内编练完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编练36镇新军所需的巨大军费开支，也是财政拮据的清政府无力承担的，至辛亥革命爆发为止，清政府仅编练成新军十四镇又十八协又四标和一支禁卫军（约一镇）。尽管如此，编练这些新军的军费开支仍需转嫁到各省，由于新军的训练开支主要来源于各省财政收入。因此，各地方实力派逐渐取得了对新军的控制，而当清政府要加强对军队的中央集权，特别是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死后，摄政王载沣试图走一条皇室宗族控制军队的路线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压力，清政府对新军控制的不力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