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能够开一代新风，并在其影响下使社会出现一个新形势与新局面的，非本文选择的两位人物莫属了。梁启超、陈独秀两人在年龄上仅差6岁，却分别成为戊戌与“五·四”时期思想上的代言人。我们选择两位先驱启蒙最为热烈、思想极为活跃的两个至高点作为议论标准之一；同时又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审度中介展开议论，从而把握梁、陈思想的来龙去脉。 一 相差无几的年龄使两位先哲都经历了清朝与民国时期。早年，他们毫不例外地在父辈的严厉管制下饱读诗书，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却大致相当。满腹经纶的旧学基础为日后的启蒙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这样说，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就没有走上新学的全新感悟。而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又是受到了梁启超思想影响的。 1891年，梁启超在考取举人的第二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回乡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行万里路令其眼界大开，读新书又茅塞顿开。会试虽然落第，却有幸经陈千秋的介绍认识了康有为，从此接受变法维新思想，走上了关怀祖国命运与民族前途的道路。之后，他与康有为等人纵横捭阖，驰骋新途。尤其是1896年7月《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已经开始。 青年陈独秀刚刚走入社会之时，正值“国破家亡”的岁月。国家值多事之秋，“望族”又家道中衰，陈独秀在1897年赴南京乡试之前就感受到了这份凄凉与痛楚。中了秀才并未使他欢呼雀跃，乡试落第却令其转忧为喜。在目睹了考场之怪现状后，他说：“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①”这正是他开始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标记。而梁启超的《时务报》更使他坚定了信念、鞭策他走出仕林。即使后来康、梁两人转向保皇，陈独秀也未因此抹去这段难忘的记忆。在中断科举之幻想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去关心国家政治与民族存亡，并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和陈独秀都是在政治变革或说革命失意后走上启蒙道路的。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于北京菜市口留下了殷红的鲜血，梁启超亡命日本。在冷静的思索之后，他表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②于是，他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来。归结其思想主旨，就是要通过“新民”达到改革中国社会现状的目的。无独有偶，作为一位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也正是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遁逃日本的。他在异国苦苦冥想，最后提出了实现真正民主共和，达到救亡独立目的的设计。这就是从此开始一切皆围绕“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③这个中心运转。基于这种思想信仰，他以《新青年》为营垒，履行了自我的承诺。 凡此种种，皆是我们截取梁陈两人启蒙言论大倡时期之思想进行比照的基础。 二 1902年正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从第1号到72号，他在“论说”栏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各个方面论证启蒙问题。这即是日后声名大作的《新民说》。10年之后，陈独秀于1916年秋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陆续发表长短时论，呼唤以国事为重的“新青年”出现。一个以道德觉醒为中心，寄希望于“新民”；一个以伦理觉悟为重负，培植“新青年”。在时间上只有10年之隔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构成了历史的呼应，另一方面又有着不同程度的“断裂”。价值取向的不同，在两位时代代言人身上可见一斑。 首先，梁、陈在思想上都认识到启蒙或“新民”是迫在眉睫的使命。而且在启蒙思想的逻辑构成上都偏重于从国民与国体，或立人与立国的关系上作文章。梁启超认为，一国之民的整体素质之高低决定了该国的政体模式，因此他说：“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④”“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⑤”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在国民德、智、力都非常低下的情况下，纵使有贤君贤相出来，也难以济世。 陈独秀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认定，必须刷新过去，抛弃“党派运动”，从事“国民运动”。⑥他说：“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⑦”因此“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⑧”在他看来，“其民于共和者之数加多，则政治上所行共和之量亦自加广耳。⑨”国民素质与政治进化互为因果。就此而言，民主共和的到来，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个人开始，从局部入手，从启蒙做起。具体到立人与立国的关系即是：“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⑩” 不难看出，梁、陈在启蒙思想的逻辑构成上有着明显的默契：立国必须有“新人”。具体说来就是，从启迪民德，开启民心，激发民力开始，中经人人自觉的国民群起运动，最终达到民主新政、救亡独立的目的。 其次，梁、陈都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都是建立在对“德”的器重上。梁启超认为，对一个群体的凝聚力来说，最不可少的是公德，但私德也十分重要。因为一个群体的总体素质最终取决于该群体个别成员的素质。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梁有了公德与私德之说。究其实质，他是把一个人的道德看成两个部分，上对团体，或说社会与国家，下对个人自我的发展与完善。这两部分又是相辅相承、互为因果的。他说：“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也。”(11)后来他曾进一步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12)显而易见，公德与私德关系正是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辩证。但梁启超更偏向于“利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