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才常，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自立军，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唐才常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及活动，为此，本文拟就这一题目作一探讨。 （一） 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1867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青年时中过秀才，1891年肄业于长沙校经学院暨岳麓书院。当时，浏阳学者欧阳中鹄笃好经世致用之学，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拜他为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浏阳双杰”。 此时的中国，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两大历史事件之后，“四境多虞，俄人既窥伺新疆，琉球、安南亦渐脱藩属”①正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大梦初醒，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的局面，他们发出了改良社会的呼声，在社会上兴起了改良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及其老师思想的影响下，还在读书时期的唐才常，便“日与同学有志之士，精研经史，以经世致用之学相切磨”，②萌发了变革的思想。 1894年，唐才常、两湖书院肄业。是年底，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给唐才常以巨大刺激，“焚如之灾，迫在旦夕”的情形，使唐才常常深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强”。③强烈的爱国热情，把唐才常和谭嗣同等热血青年联系在一起，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政治，研究经术，互相鼓舞，唐才常很快由一个“低首摧眉，钻研故纸”的封建士子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 1896年，唐才常回到湖南，常住长沙。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志士目睹时艰，极思挽救。他们成立了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大声疾呼“救亡图存”。他们的维新主张，得到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部分具有爱国心、民族感而又敏于时艰的士大夫们的响应。于是，十九世纪六十——八十年代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当时的湖南，是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心之一，学政江标来湘视学，毅然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④不久，陈宝箴来到湖南任巡抚，也“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⑤这正好与江标“有夙契”，⑥于是，他俩共同“规画新政”。唐才常到长沙后，看到湖南“新政”的形势，大为高兴，立即“与当时长官士绅及知识界力争联系，以为推行新政之图”，⑦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二） 唐才常是以办学馆、办报纸来开始他的政治活动的。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唐才常深深感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太陈旧了。他指出：“尘尘世界，桎梏于文法，昏瞀于科目，沉冥于俗儒，如蛾趋焰，如蚁附羶”，⑧他认为，这种陈旧的思想文化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说：“中国之弱，弱于贫，中国之贫弱，贫弱于新学之未兴”，⑨于是，他立志以文字改良社会，并毅然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为基地，开展以开民智，育人材为重点的维新变法活动，希望能达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气，开未开之民智”⑩的目的。 为此，唐才常尤其注重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以下突出的几件： （一）设立学堂、学会 早在1895年，唐才常还在湖北读书的时候，就写信给浏阳士绅邹岳生、谭莘畲，建议购洋枪、开算学馆，认为这是“当今切要之图”。(11)回到湖南后，他又与同乡刘善涵、涂儒翯等，首向学使江标建议，改革济阳南台书院课程，改革科举制度，学习科学知识。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江标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的极力赞同。他们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在浏阳办起了一个算学馆，“集同志讲求磨勘”，(12)而南台书院不久也改课程为史学、掌故、舆地诸门。于是，“邑之士子，翕然从风，知求实学以济时用”，(13)湖南维新运动的局面由此打开了。 为了开拓风气，培养维新变法人材，1897年10月，陈宝箴会同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梁启超和唐才常分别被聘请为中文总教习、分教习。唐才常等制定了《学约》，规定了教学内容，通过让学生阅读儒家著作及历代治乱兴衰的记载，参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演说和自然科学，研求治国的道理，使他们具有变法维新的意志。唐才常还常常利用主讲时务学堂的机会，勉励学生熟读明未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著作，“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为革命之先导”。(14)时务学堂的学生们通过学习，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唐才常高兴地说：“如近来湘省设立时务学堂，于科目外，另辟畦町，初非有利禄之驱，势力之迫，而报考者几二千人，凡世家子弟，尽洗从前耻谈时务之锢习，而雍雍彬彬，同我太平。……诚使国家各立专科以为之鹄，而十余年间，不收日本、暹羅之效者，甘坐妄言之罪”。(15) 1897年冬，谭嗣同、唐才常等又筹议组织一个讲求新学宣传变法，能够团结和领导全省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南学会。此会于1898年2月正式成立，唐才常任议事会友。南学会每七天集会讲学一次，进行维新宣传。在维新派们的积极努力下，南学会与时务学堂相表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称誉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立志，不可奇也”。(16) （二）办报 唐才常深深懂得，报刊是传播文化，沟通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他说：“环球报馆林立，虽妇孺莫不以阅报为事，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身属九洲，舍此别无良法”。(17)为了利用报刊教育读者开通民智，唐才常与谭嗣同等维新派于1897年4月创办了《湘学新报》（半年后改名为《湘学报》），唐才常任总编辑。1898年3月，湖南维新派又创刊了《湘报》，唐才常任总撰述。他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广泛征引了当时可能征收的材料，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发展的历史，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以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大力阐发他的变法主张，号召人们起来变法维新。他大胆地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揭露在专制制度下，“士习无用之学，官争残民之局，君孤立于上，臣贡媚于下，猝有大乱，民气嚣然，置国事不问，置君主之不顾，”(18)他还谴责封建君主独裁，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之天下也。不能齐亿兆京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垓人，而天下乱。”(19)与此同时，唐才常还极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度政令，提倡民权。他在《湘报》上发现《辨惑》一文指出：“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20)他尤其赞美西方的国会，他说：“综观五洲大局，其以国会强者，十中居六七”，于是，他请求改革，“抑又愿我皇上力振颓习，一意坚持，革旧鼎新，与天下更始。大选全球之政法，尽纳仁侠之奇才，其奋勉求新者，则引赞机宜；其因循守旧者，则放归田里，丞抚士民以同权至意特假督抚以变法之全权。由是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方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例，与公法相通。”(22)他还说：“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亦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大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23)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愿望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