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本以一个小国打败了历来以天朝大国自负的中国。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予极大的震惊、刺激，也震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界。中华民族群体觉醒从此开始了。其最有代表性的是士大夫的觉醒。他们从惨败中找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政治之差距，认识到惨败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思想文化的落后。于是，他们发动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戊戌维新运动。 一、甲午惨败给中国人的打击 甲午战争前，昧于外情而又惯于自傲的人们，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一向以为以偌大中国对付地狭人少，维新不久的岛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战争的结局却出人意外。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战前的商品输出为主逐渐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他们在中国肆无忌惮地兴建企业、修筑铁路、政治借款、企图直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又开始了对中国的领土掠夺，卷起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此时的中国，民情浮动，人心惶惶，到处呈现败北的惨象。不仅如此，甲午惨败后，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弹丸小国日本的耻笑对象。日本《女学杂志》在1985年2月号发表的社论《大国之气概》说：“悲乎！中国400余州，广袤万里，民千亿，千古夸称中华，然当前之末路竟已如斯。神州之民决不可以此为荣矣。” 总之，甲午战争后在中国人的心中笼罩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难于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时，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和旧式文人从震惊、愤慨、困惑和忧伤中觉醒，他们逐渐蜕变，转化为新型的资产阶级，这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 二、士大夫以强敌为榜样，东渡扶桑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写道：“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①这是有洞察力的预见。而李鸿章则有更准确的看法。他在1864年致奕沂、文祥的信中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两国远而距中国近……日本以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敌，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70年代，日本出兵台湾之举不仅使洋务派致力海防，而且使众多的中国人开始注视日本，研究日本。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曾著述《使东述略》。该书较具体且可靠地提供了日本史地民俗、政治经济知识。何如璋出使日本之际，上距明治维新还不到十年，但日本的景物风貌已由本来的“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变而“趋欧俗”。上至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日本明治维新不到十年，但西化如此之大，这不能不触动同为东方人的何如璋。他有心笔述，更有意启发中国效仿日本。 康有为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日本变政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教育、警政、官制、军事。在列举日本变政事迹的同时，又用按语评考其意义和可资取法之处，以直接发挥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这本书对1898年百日维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以上二人对日本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前。甲午惨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崛起于岛夷，居然跨海燃起一场巨大的战火，这是日本变法自强的结果。因此，甲午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就越能使中国人深刻领会日本的自强成功。于是，士大夫以强敌为榜样，于1896年3月，《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之际，中国第一批13名赴日留学生踏上了东渡扶桑的征途。 三、士大夫以救亡为宗旨，变法维新 封建士大夫一贯信守的行为准则是，事事讲求礼义名分，蹈故袭常，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其治国方略主要是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创新。这种凝固、静止的变易观是造成甲午惨败的根源之一。当然，鼓吹变法，并非始于康梁，甲午战争前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就曾提出过。但他们未从政治上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也根本未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会有亡我中国之心。他们仅仅主张经济改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以求得中国的富强。他们幻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取消各国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以达到“收我利权，富我商民”和“消除外患”的目的。可见，他们根本没有把变法和救亡联系起来。 甲午惨败犹如晴天霹雳，士大夫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瓜分豆剖”中国的野心，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亡国灭种的恐惧感，也增加了对企图亡我的各国列强的仇恨。因此，这批不甘坐以待亡的士大夫很快地接受了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举起变法救亡的大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用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呼吁变法救亡，在中国首推康有为。他匠心独运地把进化论注入公羊三世说，论证历史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发展，祖宗之法必须跟随时代不断变化。而严复又系统地把西方的进化论译介给中国人，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与天争胜”的原理，去唤醒人们顺应天演规律变法维新，以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 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给古老的呆滞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界注入了强烈激素。正是这种进化理论，使士大夫开始认识到中国要在列强环逼之下争强保种，就“必当先明在对外界之说，即与吾群竞争之公敌何在也。”②并明确公敌就是侵略我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很显然，是亡国的恐惧和对列强的仇恨，借助进化竞争的学说唤起了士大夫的自我觉醒，促使他们将变法和救亡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反复地论证了中国“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③揭露了顽固派的不变论实际上是等待列强吞噬的亡国论。使人猛醒，催人奋发，赋予变法维新以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