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1868年中进士，随之入翰林，供职京师。1877年到1885年大约八年间，加入以京师讲官和言官为主体的清流派政治群体①，直言敢谏，声震朝野。晚清重大的中外冲突事件，即中法越南交涉和由此而引起的中法战争，正好就贯穿于这八年的始终。这个时期陈宝琛对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方略，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洞察时局，知彼知己中法战争的时间是1883年12月到1885年6月。具体来说，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发端，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完结。战争爆发前，属于中法越南交涉时期。清王朝与越南王朝历来存在着宗藩关系②。而1874年法国与越南签订的《和平同盟条约》，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封建宗主权，公然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并且当法国把这个条约通知中国后，清政府明确表示不予承认。可见，中法越南交涉时期应从法越签订《和平同盟条约》计起。 《和平同盟条约》使法国得到了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法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野心并非仅此而已，他们的目标是侵略越南，进而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西南地区。这样，1880年以后，法国毫不掩饰地开始逐步实施其用武力夺取越南北部、兵锋直指中国西南边疆的既定政策。 《陈文忠公奏议》收录的陈宝琛有关中法越南问题的折片有18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陈越南兵事折》、《请急越南折》、《论越事不可中止折》、《请杜法人狡谋片》、《论法约无利有弊折》、《请饬中外预筹持久并条四事折》等。这18件折片中，有3件出自中法越南交涉时期，另外15件写于中法战争期间。 陈宝琛在其《陈越南兵事折》（光绪八年四月初十日）中首次公开表述他 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他说，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越南一旦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那么中国西南边疆“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他还认为，法国控制了越南以后，紧接着就会“挟新胜之威”，与中国“争隙地、责逃人、廓商岸”。且法国“志在蚕食”、“求取无厌”，最终“衅端必作”。陈宝琛已预见到了法国迟早要对中国挑起战事，中法间的战争必然会爆发，这是中国单方面“求和”所不能避免的。因此，鉴于“法志在蚕食”和“越境逼犬牙”的现状，陈宝琛提出，清政府的对策应当是“和约断不可凭”，“藩篱断不可撤”。 一年后，陈宝琛再次提醒清政府：“自琉球一役示弱倭奴，遂种族生心，各耽虎视。越南之于滇粤，犬牙相错，辅车相依，亦如朝鲜之密迩陪京，非若琉球之孤悬海外。故琉球失，可为求艾愈病之图，越南沦，则有狧糠及米之惧。”③主张在越南问题上必须以强硬的态度坚决抵制法国的扩张野心。正是因为“越南沦”，中国西南边疆将无安全可言，所以陈宝琛认为，“与其俟剥肤切近，筹边防海左绌右支，何如乘黑旗之士气犹张，阮氏之人心未去，举义师以平其难，执条约以定其盟”。所谓“举义师”，很明显是包含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主战观。针对“和”与“战”的激烈论争，陈宝琛认为，越南的存亡是决定和战问题的关键，“越南未失，则战易而和亦易，越南若失，则和难而战更难”，颇有见地。 中法战争迫在眉睫，此时的中国，极为重要的是应该掌握对手法国的弱点。陈宝琛认为，“法国虽号骁悍，近且屡遭衄伤，加以黩武费戢，外强中干。东意西英，兵连未解，我果乘之以锐，持之以坚，则主客之形孰劳孰逸。又何能裹粮坐甲，积月累年倾其国以与我争此土哉。”④外强中干加之与意、英“兵连未解”，都限定了法国畏惧久战，需要靠速决战求胜，却无力维持对峙战的长期消耗。显然，陈宝琛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以上是陈宝琛在中法战争前夜对形势的认识。 战争正如陈宝琛所预料的，很快就在越南国土上爆发了。当时清政府内部竟然一片混乱。“议战之无人”，“主战之不定”，“迭胜迭负”与“旋战旋和”相伴随。于是一些官员又散布了所谓“四难”论，即“复越难”、“防海难”、“筹饷难”和“用人难”。陈宝琛认为，“四难”是客观存在着，但以“四难”为借口“舍战”而或“言守”，或“言和”，都是不可取的。他指出：“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道咸以来覆辙具在，不远之鉴也。”⑤与此同时，陈宝琛明确提出了“越事不可中止”主张。他说，“越南已误于前，中国岂可再误于后”；“求和示弱”，“恐拱手而去者不独越南，沿海之边隅皆越南也，虎视而起者不独法人，环瀛之雄国皆法人也”；“法人新得越南，人心未附，越南臣民方谋背其顺化都城之约”；“半年以来，法兵伤歼甚众，虽占据越地，然用兵未息，矿务、关税利未尽开，筑垒屯兵，力未尽厚”；“法人兵费”，“已形支绌”⑥。总之，中国必须一战，中国在法国暂时处于劣势的有利条件下，有把握一战。 对于法国在外交舆论方面制造出的种种侵越借口，如“越南本非中国藩属”、清军“暗助”黑旗军等等，陈宝琛都予以驳斥。陈宝琛告诫清政府，法国在“部署未周，兵饷难继”时，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抛出所谓“以红河为界”的方案，是迷惑中国。他认为，李（鸿章）宝（海）《上海备忘录》不会解决越南问题，对此，请求清政府“力破红河为界之谬论，明举恢复越南之义师”，以“杜法人狡谋”⑦。陈宝琛又指出，法国表面上“处处恫喝，种种要求”，实则“外强中干”，“专伺我之勇怯以为进退”⑧。当李（鸿章）福（禄诺）《天津简明条约》出笼后，陈宝琛发出警告：“越地全捐，藩篱自撤，滇边互市，轇轕无穷，……朝廷勿因和局之成遽罢边备。”他论证“李福条约”的弊端有五：(1)法国利用“词意浑含”伎俩，使其所“保护”的范围，在“止于越南之北圻，抑兼及中国之南界”之中，竟可以随意作出解释；(2)中国按规定撤兵，但条约对侵略成性的法国“岂足为征”，法国的“侵扰与否”，是看中国“边防疏密何如”，“边防疏”，“何时何事”都可以“藉端构衅”；(3)越南“尽委于法”，这样中国“所争者，但缘名耳”，此后的越南，“无与于我”；(4)中国是“以毗连滇境之越界为边”，法国是“以毗连北圻之滇界为边”，“研竟以何者为界”，无所适从。(5)日后详定商约税则，法国说要“格外和衷”，但其“专欲无厌，其端已兆”⑨。陈宝琛的分析，重点仍是重申，清政府决不能让法国强占了越南，否则后患无穷，将自食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