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古代历史上，尤其是汉唐，是享尽荣耀的民族，但进入近代，又是历尽磨难，备受屈辱的民族。屈辱，引起反省，反省促进觉醒。这种反省，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更新和发展。 一 近代中国人主要经历三次大反省，思想观念的三次大更新。 鸦片战争失败引起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反省，在御侮图强的斗争中，破除了夜郎自大观念，开始睁眼看世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鸦片战争以前，由于长期闭关自守，从朝廷官员到士大夫，皆昧于世情，认为天圆地方，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国家并不清楚，总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不过是些“蛮夷”小邦。无怪乎当西方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华献给一幅包括五大洲、三大洋的《万国舆图》，官绅们看罢大怒，指责该图把中国画小了，而且不在世界中心。也怪不得当乾隆、嘉庆在接见英国使团时，对英国的科技产品傲然视之，认为此乃“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奇巧之物”。①这是长期锁国政策的必然恶果，士大夫“家诵诗书，人识忠孝，知有中国而不知有外夷”。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朝野人士大吃一惊，大开眼界，为什么一个拥有八九十万常备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竟然败绩于从海上而来的蛮夷之邦？这是中国人进行的第一次大反省，反省者，就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找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反省的结果是：长矛大刀不如洋枪洋炮，以风帆为动力的木船不如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首次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③的主张。“师夷”就是发现了中国有不如“夷”需要效法的地方，这是开创性的，为前人所没有提出的；“制夷”则是爱国主义的，具有御侮自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意义。这是魏源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提炼的新思想。“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为了“师夷”，就得了解夷情，于是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睁开眼睛环顾四海、五洲，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其中杰出的代表是林则徐，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书，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在他的倡导下，开创了西学东渐的风气。继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相继问世的有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梁廷枬的《海国四说》、（1848）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夏燮的《中西纪事》（1850年初稿，1859年重订，1865年改定）等。一些以介绍近代西方科技知识为重点的译书机构亦应运而起，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创造局译书馆、墨海书馆、标致书院等。由此可见，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没有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下，发生了夷夏观念的转变。夷夏之别的观念，根深蒂固。夷者，古时专指居于四方边境之未开化之少数民族，“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鸦片战争前后亦泛指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但随着睁眼看世界，传统的夷夏观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所取代。在这一个问题上，表述得最为明确、完整的当推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洪仁玕在流亡香港的7年中，认真研究东西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风俗民情，其中有英、美、德、法、瑞典、丹麦、挪威、法国、土耳其、俄罗斯、波兰、埃及、暹罗、交趾、日本、琉球、马来亚、秘鲁、澳大利亚、新加坡、天竺等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平等交往，必须掘弃陈腐的夷夏观念：“凡于往来言语文字，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⑥ 甲午战争失败引起的中国人的第二次大反省，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破除了“中体西用”观念，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拼搏精神，开始着眼于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 甲午战争的失败比鸦片战争失败更为惨痛，教训更为深刻：(1)鸦片战争的侵略者英、法，毕竟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列强，而日本，在当时中国人眼里不过是东瀛弹丸之地。大清帝国居然为一个小国所打败，割让台湾，赔款2万万两之巨，大失体面。“夫倭奴之于外洋诸国，不过弹丸黑子，恃其一战之胜，中国即竭天下之财力以啖之”，⑦“亘古以来，敌人之所万难要求，从未要求者，一旦而为日本尽要之。致使外夷快心，社稷蒙耻，天下同愤，千古贻讥。”⑧(2)兴办30余年的“洋务”，竟毁于一旦。“夫中国自发捻平定以来，讲求洋务几三十年，而一旦付之旅顺、威海一炬。岂昔之所求者无效，而今之所求者果有效乎？”⑨此乃“中体西用”论的破产。(3)形势日趋严峻，民族危机加深。甲午战争后，中国势绌，日本得利，若“群为效尤之请，咸思无厌之求，瓜剖豆分，蝟集蜂起，祸在目前”。⑩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形势下，民族反省思潮较前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发展。 一是培育了忧患意识。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以亡国灭种、做他族奴隶的危险来唤醒国人，他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鸣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11)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很快翻译出版了英国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规律，不仅适合于生物界，而且适合于人类社会的“天演公例”，此时此刻，以“弱者先绝”，劣者必败来唤醒国人，其寓意之良若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他在《译〈天演论〉自序》所表述的：“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中国人虽有居安思危的古训，乃系修身格言。就与邻邦交往而言，则以“天朝上国”而自傲，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则是蛮夷小邦，“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12)这正如容闳所指出的：“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性成，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结果。”(13)甲午战争的失败，培育了强化了忧患意识，破除虚骄之气，改变僵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方式，正确估价自我，客观对待他邦，防患未然，自强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