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2日，当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尚未完全停息，李鸿章即将以清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赴日议和的前夕，一位名叫钟德祥的御史上了这样一个奏折：“顷闻奉天锦州一带地方，上年荒歉异常，加以倭贼所至搜掠，土匪继之，劫食一空，村聚穷民，菜色满路。自冬腊两月以来，四野已多饿殍。地方官吏为兵事所困，无力议及赈救。若更至三、四月青黄不接之时，必立见屯空村尽，言之痛心。”①这个奏折谈到了灾荒与甲午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但角度还仅限于人民群众受着天灾战祸双重荼毒的苦难方面。事实上，当时的严重自然灾害，曾在许多方面给予这个历史事变以或隐或显的影响，颇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探讨。 灾区与战区 就全国范围来说，1894年并不是一个大灾巨祲之年。但是，几个自然灾害较重的地区，恰恰与甲午战争的战区临近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这就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 首先是作为中国方面战争最高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所在地的顺直地区。在甲午之前，这一地区已经连续11年发生大面积水灾（个别年份为先旱后涝）。甲午年夏秋间，又一次遭洪潦之灾。这年岁末，因甲午之战革职留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称：“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距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以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大清、子牙、滏阳、潴龙、潮白、蓟、滦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歉者一百二州县，内有被潮、被雹之处。”这个奏折认为：“本年水灾之重，与（光绪）十九年相等，而灾区之广，殆有过之”②。 接替李鸿章任署理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在次年初夏也上奏报告上年的顺直灾情，特别是“永平、遵化两府州属，雨水连绵，冰雹频降，滦、青各河同时涨发，漫决横溢，庐舍民田，尽成泽国”③。这些重灾区，“收成不及十分之一，小民无以为食，专恃糠粃。入春以来，不但糠粃全无，并草根树皮剥掘已尽，无力春耕，秋成无望，较寻常之青黄不接更形危机”。“访查该处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死亡枕藉，转徙流离，闻有一家七八口无从觅食服毒自尽者。”④直隶和锦州一带的灾民，“日以千数”地向热河等地逃荒就食，自1894年秋到1895年夏，络绎不绝。 其次就是奉天一带，这是甲午战争中陆战的主要战场。1894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水泛滥，造成巨灾。盛京将军裕禄在当年12月15日上奏说：“奉省自本年夏间大雨连绵，河水涨发，所有沿河之承德及省城西南之新民、广宁、锦县、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岫岩等处各厅州县，同时均被淹涝。”翌年2月18日又奏：“去岁奉天夏雨过多，沿河州县所属低洼地方，田亩被水淹涝。受灾各区，以锦县、广宁、新民、牛庄为最重，辽阳、海城、承德、岫岩次之，盖平、复州、熊岳又次之。”⑤ 陵寝总管联瑞在给军机处的一份电报中也谈到奉天灾情：“本年夏间，南路之辽、复、海、盖，西路之新民、锦县、广宁各城，以及省城附近地方，农田多被淹潦，灾歉甚广，数十万饥馁之民，嗷嗷待哺。瞬届天气严寒，无衣无食，更难免不乘间滋事。兵荒交困，万分危迫。”⑥ 当时在锦州转运局任职的知府周冕，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也证实：“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⑦。直到次年初夏，他在一封电禀中还说：“锦州、广宁一带，上年秋灾既重，今年春荒尤甚，现在麦秋无望，节逾小满，尚是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殣相望。”⑧ 山东半岛是甲午战争中另一个战场，而恰恰在这里，也遇到了不大不小的水灾。1894年11月3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报：“东省沿河各州县，历年灾祲，民困已深。本年虽幸三汛安澜，而夏秋雨水过多，各处山泉同时汇注，低洼处所积潦难消。或民田被淹，收成无望；或房屋冲塌，修复无资。”“就查到之处而论，则以济南府属之齐东，武定府属之青城、蒲台、利津被水为最重；济南府属之章丘，泰安府属之东平、东阿，武定府属之滨州及临清州等处次之。”⑨据上谕，这一年山东全省因灾蠲缓钱粮的地区达81州县及5卫、所。 以上三个灾区，山东及顺直地区，都是连年灾荒，但毕竟离战争前线还有一段距离。唯独奉天受灾区域，或者是中日双方军队激烈战斗的战场，或者最终为日本侵略军所占领，至少也是紧邻前线的军事要地，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天灾人祸的交相蹂躏之下，其痛苦悲惨情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余虎恩在《上刘岘帅书》中这样说：“第关外近岁大荒之后，继以重兵，天灾流行，民不聊生。锦州等处盗风日炽，抢往劫来，所在多有。良善之家至鬻妻子为食，困苦流离，野有饿殍。有司不以告，长吏若不闻，政体尚堪问乎？”⑩ 奉天府府丞李培元在《沥陈大局实在情形请速筹切实办法折》中则这样说：“今奉省年荒民困，重以兵灾，田不能种，归无所栖，苟不急图，内乱将作。”(11)这里所说的“兵灾”，最主要的，当然是指日本侵略军野蛮残酷的烧杀抢掠。不论是旅顺口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还是折木城、田庄台等地把繁华城镇轰成一片焦土的绝灭人性的大破坏，都使尚未逃脱天灾带来的饥寒交迫的人民，雪上加霜，一下子又陷入侵略军铁蹄的肆意践踏和炮火的无情屠戮之中。前引陵寝总管联瑞的电文中，除具体描述天灾的惨象外，还详尽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巨大灾难：“讵自九月二十七八等日，贼兵分四大股，东自九连城、沙河、长甸河、安平、东洋河、蒲石河，南自花园口、皮子窝等处同时进犯，盘踞窜扰。东南驻防各军，虽皆奋力扼御，奈贼锋过锐，弁兵伤亡甚多，兼以众寡不敌，屡战皆北，以至东边之安东、凤凰城、宽甸及孤山、长甸、东灞、花园口，并省南之大台湾、金州等处，半月之内，相继失陷，岫岩、复州被贼围困，地方已失大半，到处商民望风徙，城市一空……小民既被贼扰，又遭兵劫，疮痍遍地，惨不堪言。”“绅民迁避，络绎道途；商贾惊惶，到处罢市。”(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