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因思消除“洋患”而开始关注洋务。他通过“读书观史”和对西方的考察，从对洋务的“茫无所知”①变而“确有所得”②，对西方国家有了较多的真切了解。洋务新知，帮助他克服了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抛弃了“用夏变夷”的僵死教条，承认当时中国已是时代的落伍者，进而提出了“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③的主张。我们看到，郭嵩焘虽不是“创荆辟莽”学习西方的思想先驱，但他的主张大有异于同侪诸人，认真察辨，对于正确认识“师长”思潮的发展、评价郭嵩焘其人，均不无裨益。本文试就郭嵩焘学习西方的主要见解，粗略概述论析。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总结教训、谋求自强、御侮救危的必要，被冷落的“师夷长技以制夷”④的思想，开始为社会舆论所重视，连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稍有见识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主张“师夷智”、“资民力”⑤以求自强，并付诸实践。但是，西方富强的根由何在？单纯地师其技艺，能否实现中国富强的目的？这是一个至关重大而有待辨明的问题。 对此，郭嵩焘持否定态度。他断言：“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自强亦“所不敢知也。” 郭嵩焘认为，欲致富强，只有先明中国贫弱之因，西洋富强之由，才能做到“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何在？郭嵩焘考察后的结论是：“纪废废驰”，“吏治不修”，“洋患”是其招致的恶果之。他说，从历史上看，“洋患”构不构成统治危机，取决于纪纲、吏治的振衰。“自汉以来，中国全盛之世，边患相寻常若不及，而终宴然无事。及衰且乱，则必纪纲法度先驰于上，然后圣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可见，加强防务固为形势所需，而自强之要害在振肃纲纪、刷新吏治，厘正治国之本。郭嵩焘用的虽是封建政治的老题目，做的文章却已包含着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新内容。他在“推求中外情形所以异同与所宜法戒者”时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转送，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通商口岸，“皆有兵船屯驻以防意外之变，兼备海盗，……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介绍，自然有失粗浅，可已触及到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商贾）当政，国家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利益并为其服务的实质。而且，他还能透过现象观察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中西对照，治国各有其本，一失一立，一弱一强，孰为当“戒”，孰者当“法”，不言自明。在振刷纪纲吏治的要求中，郭嵩焘既对拥坚船利炮即可强国的论调进行了批判，也清楚地表达了希望以西方政教为榜样改造封建弊政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这种思想倾向还只能算是一种朦胧的感觉，那么，出使英国之后，郭嵩焘的认识便得到理性的升华。他不仅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商贾”同利，“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⑥的种种现象，而且有机会认识到，它们的存在，是“君民兼主国政”之故，⑦而“君民兼主国政”的实行，依靠相应的政治制度提供保障。他在深入了解、研究英国现状与历史后指出：“其初国政亦甚乘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⑧”至此，他已明确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 郭嵩焘没有在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钦慕上停步，而是带着消除“洋患”的责任感反思自省，对比之下，深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⑨。民主之反就是专制，封建专制成为他放矢之的。故他斥责“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从此“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以三代之道非议专制，并非为了复古，相反，郭嵩焘认为，就“公天下”而言，即使是三代圣人之治，也不如当时的西方。因为“圣人之治民以德”，圣人总是会死的，“一身之圣德不能常”；“西洋治民以法”，人亡法存，“推衍无穷。”人治不及法治持久可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郭嵩焘承认“西洋治民以法”为“有道”，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是“无道”，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西方入侵中国“乃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⑩显然，在郭嵩焘看来，中国富强的根本出路，不在坚船利炮，而在改变立国之本，既循习西洋政教，“治民以法”，用民主政治代替“竭天下以奉一人”的封建君主专制。 二 郭嵩焘认定中国富强的根本出路在循习西洋政教，并不忽视“造船、制器”的强国作用。他十分强调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必要，以期推动中国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 改革应从何入手？郭嵩焘认为要因时制宜。时有“常”、“变”之分，求治有正“本”、“治”“末”的缓急，应根据时之“常”、“变”而定。“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正处于继“秦并天下，划封建为郡县”之后的又一次“大变”(11)之时，所以他主张“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也就是说，改革应从务末开始。所谓“末”，便是“商贾、造船、制器”，“姑务其末”，即先致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是适应“变”时之需要，西方既凭坚船利炮入侵，又在中国广开口岸通商夺利，“务末”就可以阻止或减轻这种军事、经济侵略，是“从其变之数”进行“匡救”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这也是为“常”局条件下的政治改革张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制度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其成就越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愈益坚实，用郭嵩焘的话说，这叫做“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