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又喜自署亮，湖南湘阴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以耕读为业的破落地主家庭，道光12年(1832)中举。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都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后又率兵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进兵新疆，荡平阿古柏分裂割据势力，晚年坐福州，指挥抗法战争。他一生驰骋疆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其军事思想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 左宗棠在咸丰6年(1856)就提出了“反客为主”的战略战术。他给刘峙衡的信中说：“攻城之难，人皆知之……近年因九江环攻不得，益悟守城之易，故江西诸郡既陷，辄拌死守之。贼为其易，而官军好为其难，殊不可解。欲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自不若扼要立营，断接济接应，而以时雕剿旁县为愈。此策仆早发之，而人不能用。……假使官军不贪近功，先清其接济之路，渐逼渐近，何至于此。”①后来，曾国藩也极力主张，湘军作战，“深以主客二字为重。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客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为主，后至战地为客；临阵则以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②又说：“贼来寻我，以主待客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喜作客。”③他还对其弟曾国荃说：“城贼猛扑，凭濠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至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至人而不至于人者也。”④这种战术，即是“反客为主”的攻势防御，目的在于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因为以主待客，便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故能养精蓄锐以待敌人疲劳；以静制动，故能持重待变，乘隙破敌。主守客攻，所以主逸而客劳，主静而客动。因此，善用兵者应努力争取为“主”，不要轻易作“客”。当敌来攻营时，则凭墙坚守，避其锐气，坚忍不出，待敌气衰力疲，彼竭我盈，然后乘锐出击，必可致胜。如遇敌为主坚守，我为客进攻的时候，则必须反客为主，不必急于冒死攻城，而是先筑坚垒以自守，挖长濠以困敌，切断敌人的一切粮食、物资、武器的供应接济，迫使敌人不得不出城来攻，这样就是我反为主，敌反为客了。李续宾败石达开援军于武昌，曾国荃攻克安庆、天京，都是用这种以主待客的战术。胡林翼总结这种战略战术时说：“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动者必躁，静者有所持，有所谋，不可测也。”⑤发轫于左宗棠，发展于曾国藩的这种战术，就是自己守得越久，敌人的弱点就越暴露得彻底，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就是胡林翼所说的“愈老愈坚，湘军之本领也，切莫改样”。⑥ 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对湘军的这一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概括，并给于很高的评价。他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其说。）”⑦《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主要教材，对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红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执教或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正是从《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熟悉自己的对手国民党的军事思想渊源，反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二 左宗棠主张要有“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⑧的坚定信心，并把作战“譬之弈棋，败局中亦非无胜者。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⑨即必须首先去掉心中的恐惧，树立敢于战胜敌人的勇气。这和毛泽东所说的“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左宗棠指出：“盖兵三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11)即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摆在首要地位。他在战争实践中，对事物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他说：“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舒，无夜何以有昼，无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恒理也”(12)。他从人间的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中看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中，颇为深刻地论述了战争中强弱、长短、迟速、利敝、损益、胜败等相互对立的范畴，既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又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并指出了促进矛盾双方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特别是决定军政大事的人。他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强为急”，(13)又指出必须符合客观变化的规律性：“实事求是”。(14) 左宗棠对战争中强弱互相转化的问题，认识深刻。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就认识到：“兵之强弱，在乎气之盛衰。无以司其消长之权，则强者弱矣，今日之贼是也。我有以妙其鼓舞之用，则弱者能强矣。”(15)他举例说：“始贼以重围困我，贼众我寡，其锋锐甚，不可战也。贼见我不动以为怯，数挑战，骄也，骄极必怠，俟其怠而击之，用力少而成功倍也。”(16)这是在敌众我寡，“重围困我”的不利条件下，乘敌骄怠，一举破敌、转弱为强的成功经验。左宗棠进军新疆之后，在沙俄占我伊犁，祖国领土面临“日蹙百里之虑”(17)的严峻情况下，坚决主张针锋相对地斗争。他说：“惟自古胜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致理喻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一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18)他提出，如果俄国敢于侵入中国领土，中国也可以出兵“越境入俄边……俄人须防后路，自不敢一意向前。”(19)这就象围棋“打劫”一样，通过“打劫”来造成“劫活”和“转换”：“意以用棋局劫著为宜”，(20)即在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后，再通过谈判来解决中俄争端。左宗棠对战争中转弱为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在湘军人物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连曾国藩也认为，左宗棠“谋划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林翼）之上。”(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