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太平军从广西出发北进，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发展。清政府八旗、绿营兵根本无法抵挡其进攻。1853年1月，咸丰帝令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湖南团练。从此，曾国藩打着团练旗号，开始筹建近代规模的湘军。他参照明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湘军编练体制，对近代军制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六个方面对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首先，曾国藩充分认识到军队后勤在军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他上奏咸丰：“有阵战之危，则不可一日无饷，狡者借词鼓澡，朴者亦无斗志，患有不可胜言者。”①在太平军攻占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清国家的地丁漕盐一片糜烂，清军饷糈奇缺时，曾国藩极为忧患，认为“此次成军以出，已属竭力经营，若因饷项不继，饥疲溃散，则从此更无望矣。”②湘军“水陆进剿，断不敢稍涉迟误，惟虑饷项不能应手，即有制肘之虞。”③对于湘军中欠饷一事，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其严重性：“欠饷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无饷银，伤者无养银，怨望之情，积而为挟制之状。胜仗不能加赏，败挫亦难于言罚。”④由此可见，曾国藩把以筹饷为主要内容的后勤保障工作视为军事成败的关键。 其次，曾国藩认为军队后勤必须由专人筹办，且须赏罚严明。 办团练伊始，他就认为“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⑤，后又总结“治军筹饷，均以得人为要”。⑥为此，曾国藩主张挑选得力大员办理。为办好劝捐济饷，他在湖南挑了夏廷樾、郭嵩焘，在江西选了黄赞汤、朱荪贴，在四川则择胡兴仁、李惺。认为此数人者在官则素洽民心，居家则素孚乡望。在曾国藩的后勤人员中，黄冕、夏廷樾两位精明干练，是他选了又选，留了又留的难得之才。由于他选人得当，故基本上能满足湘军的需要。 除此而外，曾国藩对后勤有功之人实行重赏，对有过之人严惩不殆。曾国藩算账，锱铢必较，精打细算，为防止各军统领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并重赏粮台有功之人，如“六品衔湖南试用知县李瀚章，该员品正才优，提调银钱所，随营支发，不避险阻，最为出力，应请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留于湖南补用。候补内阁中书张家钰。该员核发各营军饷，收支销算，细心经理，随营接济，倍著勤劳，应请补缺后以内阁侍读升用，先换顶戴。”⑦对于后勤方面有过之人，曾国藩严惩不殆：洞庭营水师守备成名标，浮开船工费用，被革职严办；同知衔即选府经县丞李光荣所率川勇沿途掳掠，亦被革职；右营哨官万瑞书，竟敢至粮台空船上搬抢银两，即请饬湖南抚臣严拿万瑞书到案。如此奖惩事例，屡见不鲜。 再次，曾国藩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制。 一是粮台制度。1854年，曾国藩专门设置统一办理饷需军械事务的机构——粮台。湘军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大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负责。粮台主要任务就是把通过各方筹集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湘军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兵归将有，兵权饷权合一，全军服从于曾国藩一人。粮台制同样体现了这一点。粮台由曾氏一人把持，集饷权用人权于一身，自行任命得力随员具体办理，完全听命于曾国藩。并且，曾国藩在筹饷过程中，还不时针对实际进行改革，又设立了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形成为较系统的粮台后勤保障体制，为湘军后勤作出了很大成绩。 二是长夫制度。绿营军制规定绿营除进行训练、战事外，还要承担各种繁重差役。平时缺乏训练，战时后勤保障不济。针对这一弊病，同时为提高湘军士兵战时行动速度，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⑧长夫制的建立，使湘军摆脱了绿营差役的羁绊，一心一意冲锋陷阵，从而提高了战斗力；另外又可避免战时随便拉并，扰害百姓，从而减缓对立情绪。此举之行，确是曾国藩的独创，可谓一举两得。况且长夫价也不低，能招募农村劳力为之所用，对后来军兵种配置也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四，针对湘军不属国家经制之师实际，曾国藩实行“就地筹饷”的原则建立后勤基地，并采取购买和自制武器的方式，以保证湘军的后勤需要。 曾国藩创湘军之初，就把建立湘军后勤基地的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考虑。他认为当时太平军力量已很强大，非能一下子剿绝，应取“以上制下”策略，先控制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沿江重镇，最后一举攻克天京。从这一策略出发，并得到清廷“与其空言拨饷，支领不能应时，何如就近筹粮，兵丁得沾实惠”⑨谕旨，曾国藩便把重点放在湘赣两省，实行“就地筹饷”。 湖南是湘军兵源、粮饷、装备的主要供应地。湘军初创及东征之际，很大程度上依赖湖南支持。曾国藩后来总结说：“窃湖南一省，向称瘠苦之区。年来防剿本省，援应邻封，兵勇分道四出，而饷精犹能为继，良由经营得人，取民有道。前此助剿江西，协济黔粤，岁费百馀万两，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本年夏间，臣与左宗棠在湖南招募勇丁，数近二万，饷项军装，为款甚巨，皆由湖南竭力协济，得以从容集事，臣以一省之物力，只有此数，协助外省者日多，则供给本省者日少。此有所盈，则彼有所缺。本不欲再由湖南之饷，致蒙竭泽而渔之机。无如添募勇丁，添制枪炮，添造船只，在与湖南交涉，不得不借资湘中之力，挹注皖省之师。爰与湖南抚臣熟商，札饬臬司裕麟，道员黄冕、郑元璧等，会同文格，在于长沙设立东征局，凡盐、茶货物，酌抽厘金。……议定东征局所筹饷项，以三分之二解江西粮台，协济皖南一军。以三分之一解湖北粮台，协济皖北一军。”⑩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湖南对曾国藩支持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