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代天父传言”是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既强有力地推动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又不自觉地演变成为恶化领导集团内部团结的潜在毒瘤。它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这种好坏参半的历史作用，迄今尚没有专文论及。本文试就此略作分析。 1、事件缘起 1843年，几度科场失意的封建士子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福音圣书《劝世良言》的启迪，毅然抛弃了功名愿望，开始把个人的坎坷经历与贫苦人的命运结合起来，谋求劳苦大众之解放。在这一闪光思想的支配下，他于是年创建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继洪秀全自行“洗礼”之后，他的密友冯云山、族弟洪仁首先洗礼入教。从此，三人开始把拜上帝的圣水洒向神州大地。 大体说来，拜上帝会成立后洪秀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为发动革命作思想准备，而具有实干精神的冯云山，则深入到形势险要、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广西省紫荆山地区进行实际斗争，开拓革命基业。冯云山走村串寨，“仆仆风尘，几经劳瘁”①使沉睡的紫荆山地区很快呈现出一派革命新气象。三年间，团聚在冯云山周围的拜上帝会员多达二、三千人，几乎占山区一半人口。紫荆山地区渐成革命摇蓝。 1847年10月，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地区后，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他们揭神庙、设机关、定天条，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此，当地反动势力与拜上帝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也激烈起来。正是在这种日益白热化的斗争过程中，杨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传言”这一影响致深的一幕。 杨秀清（1823-1856年），广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广东嘉应州，属客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本人“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②阶阶出身使他成为紫荆山地区最早接受冯云山“洗礼”的烧炭工人之一，并很快成长为革命意志坚定的骨干。1847年12月，武宣的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神明”，③冯云山被捕入狱，后经会众拼死相救，方幸免于难。1848年1月，王作新再以“聚众谋反”罪名把冯云山和卢六逮捕，转解桂平监狱。洪秀全获悉后，立即赶赴广州设法营救。这样，一度呈现大好形势的紫荆山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严重危机。在这一关键时刻，杨秀清沉默寡言两月有余，实是在苦苦思考用什么办法来扭转危难局面。1848年4月6日（农历3月3日），他终于在洪秀全早年“异梦”和当地“降僮”迷信活动的启示下，找到了挽救拜上帝会的灵验药方：自称天父“附身显圣”，“代天父传言”。据韩山文记载：当时杨秀清“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作。他的说话大体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④而传言的具体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⑤这就是杨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此后直至1856年在天京变乱中被杀，杨秀清曾多次重演了这一幕。 2、历史作用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大都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只是有些历史事件或两方面的作用同时表现出来，或由于某一方面的作用在事件发生的当时鲜明若揭而暂时掩盖了潜在的另一面的作用和影响而已。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在的一度鲜为人知的那一方面的作用才逐渐暴露出来，并影响历史进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准备时期发生的这起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事件，就属后一种情形。 首先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积极作用。 杨秀清在1853年以前的“代天父传言”，总的来说都起了积极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响最大，进步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数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通过对此次“传言”的集中分析，来管窥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这一举措所具有的积极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时的背景是：冯云山和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一人被捕入狱，一人外出营救，他们都暂时脱离了紫荆山地区的革命队伍，拜上帝会呈现群龙无首之状。在革命时局变幻莫测的危机时刻，许多会众开始心怀异志，表现出不同的动向：或畏惧退缩，或动摇观望，而混迹于革命队伍中的奸细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甚至用当地流行的“降僮”这一迷信活动，分化革命队伍，加之内有疫病流行，外有团练压迫，革命队伍终于出现了人心惶惶，大有顷刻瓦解之势的严重局面。值此危机关头，敢不敢以极大的革命胆量挺身而出，这是一个关系到起义的基本队伍是否被瓦解，起义的准备工作是继续进行还是中止夭折的大事。这是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时的基本情形，也是我们评析这一事件的基本依据。 第二，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热心和诚恳，不能把前后不同时期的“传言”动机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前述杨秀清的阶级出身以及参加拜上帝会后的突出表现，看得非常清楚。至于杨秀清挽救革命危机时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则是由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本身的宗教色彩决定的。 恩格斯在论述封建时代的社会运动常常采取神学的形式时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⑥这样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披着宗教外衣，也就毫不奇怪了。洪秀全的革命宗教观的核心内容是“独一真神唯上帝”。尽管洪秀全把开拓殖民地的“十字架”，改造成为发动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但它毕竟不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当利用宗教的有灵性发动革命遇到挫折或危机时，往往也只能从宗教领域寻找出路。既然洪秀全发动革命之始可以披上宗教外衣（从理论到组织），那么杨秀清用宗教方式来挽救革命（号召党众，稳定党心）不但不令人费解，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杨秀清在采取宗教的形式挽救革命时，还巧妙地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疾病流行）与“天父赎病”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极大地吸引了“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使形将瓦解的革命队伍能够继续集结在洪秀全的旗帜之下。可见，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动机是纯洁的，对革命的信念是坚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