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没有一个问题象认识中西文化那样引起众多和长期的关注，人们对此表明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洋洋大观，其中又以康有为“尊孔”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引人注目，震撼人心，影响深远。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贬斥前者而颂扬后者，这从当时反对封建帝制复辟的现实目标来说，固有其合理和正确的一面，然而，从如何正确看待中西文化的优劣，特别是看待中华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构建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来说，这种观点却是大可商榷的。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康有为晚期活动是否定的，否定的理由有二：一曰尊孔，二曰保皇。保皇不必说，单就康有为“尊孔”之事来否定康有为却是难以成立的。康有为一生“尊孔”“保皇”，最后参加张勋复辟，但是，康有为并不是为了“保皇”、“复辟”而“尊孔”，早在“无皇可保”，“无辟可复”之前，康有为就是一个“尊孔”派，“尊孔”可谓是康有为一生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以，这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否定了康有为“保皇”和参加“复辟”，并不能不加分析地连同康有为的“尊孔”予以否定。 康有为是一个尊孔派，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早年就受到正统的封建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而且，后来创办《不忍》杂志，组织孔教会，最后当上孔教会会长，并在民间博得了“康圣人”的美名，但我们能否以康有为“尊孔”来否定康有为呢？我以为不能，理由很简单。我们不仅要看康有为“尊孔”，还要看康有为为什么“尊孔”？“尊”的是什么样的“孔”？康有为是为维新变法的大业而“尊孔”，是为抗击西方基督教文化侵略而“尊孔”。康有为所“尊”的是一个经过他改造了的在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能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思想理论武器的“孔子”。康有为这样“尊孔”实在没有什么不好。 第一，康有为“尊”的孔子是一个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孔子。在维新变法中，康有为通过两部犹如“飓风”、“地震”般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摧毁了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石——古文经学，给高唱“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封建顽固派以当头棒喝；同时，借用孔子的外衣，易经中的“变易”思想和“公羊三世说”，为维新变法运动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布满封建守旧荆棘的荒野上，开辟了一条通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新路。 提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几乎人所共知，不必赘言，这里只引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的话对此书作一简要的说明：“《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看起来是一部古今经文经学的论争之作，而实质上是康有为通过否定“古文经学”，来打破人们盲从信古传统观念的束缚，引导人们去怀疑业已流传千年的封建经典，从而动摇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石。请想一想当时的情景，人们一旦发现自己幼年学习、先生教诲、朝廷倡导、科举考试的千年经典《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等书，本不是古代圣贤的经典，而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捏造的诳世欺人的赝品，人们是何等的震惊啊？！难怪康有为此书一出，即引起朝野的封建顽固派的惊恐不安，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说什么“六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汉儒宋儒有功于经学，我朝重道尊经，垂为功令”，而康有为“力翻成案，是圣贤之蝥贼，古今之巨蠹”，“若不及早遏炽焰而降狂澜，恐其说一行，为害伊于胡底，于士习义教大有关系”。②于是，清政府下令三毁其版。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的震撼和影响。 康有为的另一部书《孔子改制考》，正如他自己所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③。于是乎，通过康有为这只神奇的笔，“述而不作”孔丘一变而成“托古改制”的“素王”。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说，《诗》、《书》、《礼》、《乐》、《春秋》“六经”，是孔子为改革当时的社会制度，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亲手所作，并非先圣周公的旧典。孔子一变成了康有为变法的“托古改制”的样板。 今文经学最讲“微言大义”，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大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理，指出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也要变一变，“祖宗之法”也要改一改④。社会发展分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康有为指出：君主专制制度就是“据乱世”“君主立宪制”则是“升平世”，只有民主共和制才是“太平世”。现在的中国社会正是由“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发展，将来一定会实现民主共和的“太平世”。就这样，《易经》的变易理论和“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一变成了康有为搞维新变法，进行资产阶级变革的理论指导，而圣人孔子“托古改制”则成了康有为变法的楷模。康有为这样“尊孔”有何不好呢？ 第二，康有为“尊”的孔子是抗击列强利用基督教侵华的精神旗帜。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殖民者一方面利用其船坚炮利对中国进行武力征服，另一方，还宣扬基督教、天主教福音，收买人心，征服民众，进行精神侵略，力图使教民成为殖民者侵华的“第五纵队”。为此，康有为才一再倡言“尊孔保教”，用中国的孔子来抗击西方的天主，用中华的儒教来抗衡西来的基督“福音”。康有为曾说：数年来，见“天主、耶稣各教横行，中土士民为其所诱者日多一日，寻至持教力，以割吾地，弱吾国，其患不可胜言，皆由吾士民不知自尊其教，徒借孔子为干禄之具，故圣教微。”⑤又说：“窃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始欲以易人之民，其后以争取人之国。……彼教堂遍地，随在可以起衅，彼我互殴，外难内讧，日日可作，与接为构，乱丝棼如，面彼动挟国力，以兵船来，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则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日削，举国震骇，后此并有伺隙而动，借端要挟者，有之所关，益更难言矣。”⑥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才提出要借助孔子，成立孔教会，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收扰人心，与西方殖民者的精神侵略相对抗。康有为将此作为“维人心而励忠义”的“变法之本”⑦，看作维新变法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一旦有民教纠纷，即可当作两教之间的民间事务，由孔教会出面解决，避免由官方出头所引起的割地赔款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