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但丁是欧洲“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一样，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近代最初一位的著名诗人和爱国思想家。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与中国近代第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友善，与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思想之大成的魏源齐名，是两个时代之交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思想代表。他呕心沥血写成的300多篇文章和800余首诗词，集中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 龚自珍是最早从中世纪长夜沉睡中醒来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有清一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见证人。他随父久居地方，了解民间疾苦；做过多年京中的闲职小官，深知上层政治运作的黑暗；身为文人，交游甚广，思想认识相当敏感。更重要的是，他经世心切，报国无门，博学深思，目光犀利，因而形成了内容广泛而又独具特色的爱国思想。这些思想，虽未见重于当朝，但却醒目于当时，影响着后世。 一、社会批判论 龚自珍首先是一位尖锐的社会批评家。社会批判论是他爱国思想的首要内容。他“高吟肺腑走风雷”，②在“举国方沈酣太平”③的时候，第一个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他指出，这个似是而非，似盛而衰的社会，实际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而且离“乱世”也已为期不远，“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④。他扫去了人为制造的假象，揭露当时的整个国家，好像身患“痹痨之疾”而又“无所措术”的危重病人，“惨于槁木”的“将萎之华”，正处于“悲风骤至”、大乱临近的前夜。更令他忧心如焚的是，到处在粉饰太平，人们尚昏睡不醒，“不闻余言，但闻鼾声”。他预感到，要不了多久，“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⑤，清王朝定将被这些“一啸百吟”的“山中之民”所推翻。真是惊世骇俗，言人之所未言和畏言。 龚自珍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皇帝。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君权神授”的迷信，认为“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先有下，而渐有上”。⑥他撰成了论析君不明则臣不良的《明良论》，揭示了社会弊端的根源在于皇权太重和“不思更法”，使“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⑦，即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官吏的寡廉鲜耻，本质上是由这种制度下的“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所造成。 龚自珍痛斥了吏治败坏的种种丑恶现象：朝廷重臣是“伺主人喜怒之狎客”，“政要之官”是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的蠹虫，这些人“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⑧，是一群无能之辈，无耻之徒，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私天下”为出发点的封建帝王的百般奴役、刻薄寡恩和任人唯亲、论资排辈的升迁制度。腐败的官制和科举制，误才、害才、扼杀人才，带来了从相、史、将到士、农、工、商皆为“无才”的可悲局面。 龚自珍控诉了不断加重的封建剥削，“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酿成的苦果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⑨简单再生产也难乎为继。他满怀悲愤地写道：“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⑩向称富饶的东南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境况更就等而下之了。他针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恶性发展趋势，向最高统治者发出了“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11)的警告。 龚自珍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是愚民政策，是对知识分子的“钳塞”之术。清朝统治者一再大兴文字狱，正好暴露了他们仇视和恐惧知识分子的虚弱本质；而独尊儒学中的程朱理学，倡导考据之学，其目的也在于不许“天下之游士”“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以达到“民听壹，国事便”(12)，强化思想统治的目的。他呐喊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13)他笔下的“风雷”，不是古代文人、学士所忧惧、惶惑的凶兆或灾变，而是打破一片死寂的摧破力，是除旧布新的推动力，是神州大地重焕生机的依恃力量。 一代奇才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论是广泛的、深刻的、激烈的、是他最先冲破了清朝的专制思想的束缚，用牵魂动魄的文字撕开了令人惊心怵目的“衰世”真面目。这位“沉思”国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慷慨士”的呼喊(14)，乃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号角。爱国必先知国。他的社会批判论，是敦促中国人赶快醒来的第一声召唤，是导引当时及后来爱国者正确认识国情的第一支火炬。 二、社会改革论 “不破不立”。为了振衰起敝，革故鼎新，龚自珍提出了“更法”、“改制”、“变功令”的社会改革论，构成了他的爱国思想的第二个内容。 他论证了改革本是天然合理的。他从《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出发，认定社会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15)。天道如此，人事亦然。“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6)，因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17)。 他分析了改革的紧迫性。“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8)形势危急，大乱将至，“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9)只有主动把握机遇，“及时更法”，才是明智之举。否则，清朝皇帝就只好“卧穹庐”，“服橐鞬”，“闭宫廷”，“辟牧薮”(20)，下台回到关外，再过那游牧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