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防观念，随着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国防危机意识、国防价值判断，以及对国防手段与方法的认识上，都有丰富的新内容。本文仅择其梗概加以论述。 一、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 鸦片战争作为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推行炮舰政策、大肆进行扩张的开始，也是中国国防形势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开端。构成这种重大变局的两个最其本的条件在于：一方面，对中国近代国防构成威胁的是一种全新的敌人。无论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还是在东方后来崛起的军国主义日本，它们既富于侵略性，又系以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它们环伺中华，动辄直接使用武力，给中国国防所造成的威胁强度，是不能与古代史上的所谓“夷狄”之患同日而语的；另一方面，相对于东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虽然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之下告别了中世纪，但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却仍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国防力量弱小，难以担当起极其沉重的国防重任。因此，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重大变局，实质上就是一个外遭列强侵略，内当国力衰微的非常严峻的国防时代的到来。 中国近代国防的严峻形势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东西方列强间隙性地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且其规模越来越大，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直至发展到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曾派军入侵中国，较大规模入侵战争近十次，这种情况在整个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列强对中国入侵的方向有陆有海，但以海为主。大多数的入侵战争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方向发动的，或者是以东南沿海方向为重心的。与此同时，沙俄在中国东北、英国在西藏也先后发动过侵略战争。这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国防受威胁的方向具有全方位的和以海为主的新特点，与中国传统边患主要来自北部边疆的情况明显不同。 第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有割占领土的企图，又有掠夺经济、政治权益的野心。由于中国军队在这些战争中大半战败，列强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而列强掠夺的大量权益则将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思想界，使人们的国防观念也逐渐地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特色。 二、全面的、强烈的国防危机意识 中国近代国防观念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强烈的国防危机意识的产生和确立。 鸦片战争中，有“天朝上国”之称的中国惨败于远隔重洋的蕞尔岛国之手，中国思想界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一部分人惊讶地发现，在昔日人们所想象的“天下”之外更有一个广阔而又奇异的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不仅对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民族风情进行了饶有兴趣的介绍，他还特别指出此时出现在中国海口的“外夷”已同过去的“蛮夷”有着本质区别。他说，中国旧时的“蛮夷”也就是境内少数民族和游牧部落，他们是“未知王化者”，而近代“外夷”不但技艺“至备至精”，而且“兵贾相资”，“政治纷繁，各从其度”，其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传统的“蛮夷”窥伺中原，无非是掳掠子女玉帛，而近代“外夷”“渐拓而来”，“遇事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①，是一种亡我中华的殖民行为。他主张将“外夷”称为“洋寇”，认为“洋寇”给中国国防所带来的威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更深刻的威胁。魏源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已经穿透了单纯的军事层面，开始进入到一种把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联系起来，与世界殖民主义大潮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境地，从而也就感受到中国国防所遇到的威胁具有新性质。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官僚士大夫中对国防表示忧虑的人越来越多，其危机意识也渐趋深沉，并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变局”论。1860年郭嵩焘首先指出，“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②；1864年王韬也指出，“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③；其他如薛福成、李鸿章、丁日昌、左宗棠、郑观应等人也有“千古变局”的感叹。尽管他们所说的“变局”并不完全局限于国防，但国防是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李鸿章在1874年说得非常明白：“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④在李鸿章等人看来，中国国防“千古变局”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华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的国防已经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新格局中，因而中国国防危机也就更趋紧迫。洋务运动能持续二三十年，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力就是这一时期日渐强烈的国防危机感。 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高潮，尤其是日本积极推行“大陆政策”，最后竟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的国防危机意识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新的时代特色。首先，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国防危机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大有亡国灭种之忧。有的作者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已是国门大开，“奄奄待毙”⑤；也有人惊呼，“民族的末日快到了，大家忍心把一部堂皇璨烂的中华民族史断绝未？”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国防危机是一种全面的危机。正如蔡锷所说的：“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⑦蔡锷所说的“国力孱弱”，绝不仅仅指军备落后，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内容。这一点到20世纪30年代后许多国防理论研究者曾给予了较充分的阐述。著名的国防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指出：“现在是‘科学’的时代，而我们事事都不合乎科学；现在是‘机器工业’的时代，而我们还靠着农业和手工业来生产；现在的‘战斗’的时代，而我们还在赤手空拳地，想用和平的手段打倒列强，取得胜利，岂不是做梦吗？”他还说，这就“百年不治的‘时代病’，这种病从满清未叶到现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一天一天地加重”，“如果再不咬紧牙关，下大决心彻底根治，‘东亚病夫’不久就要寿终止寝，万劫不复”⑧。简单地说，在杨杰等人心目中，中国国防的危机是中国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全面落后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