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等种种原因，传统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历程，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 文化具有传承性，它像江河一样川流不息地流衍着。中国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体现出民族性。但是，文化又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不可能停止不前。宋代理学兴起，虽仍为儒学正宗，但它又吸收了释、道二家的思想而加以融合，成为“新儒学”，与先秦之儒学已有变化。它反映了自唐末历经五代十国的纷乱，宋建立后面临诸多问题，包括道德颓丧之类的问题。理学正是应时而兴。在近代，社会发生了大变动，所谓“三千年一大变局”，传统文化相应地必然发生变化。文化的因时而变，表现出文化具有时代性。 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从观念到社会生活方式、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最主要的表现，是被视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封建纲常伦理受到批评、谴责，作为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权威地位受到冲击，发生动摇，以至最终失落；而反映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治势力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如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则被从西方吸收进来，并逐渐在社会上传播流衍。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世界上文化的发展曾经作过伟大的贡献。但它毕竟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已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不能适应新的阶级及其政治要求的需要。康有为发动的维新运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陈独秀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都体现了文化变革的时代性，程度不同地批判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思想内容。维新思想家尖锐指出“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说也”。①孙中山认为：“就人群进化的道路说，旧思想总是妨碍进步的，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②陈独秀、李大钊针对康有为和孔教会主张“以孔了为大教，编入宪法”，进行了批评。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③李大钊指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④ 即以儒学而言，它在与西学的矛盾中调和会通了西学。康有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期间，就力图会通中西学，以西学比附、阐释儒学，“援西入儒”，构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以儒学为主、中西学杂糅比附的不成熟的思想体系。本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以陆王心学融会柏格森生命哲学等，建构其“新儒学”理论体系，以“复兴儒学”突破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简单的杂糅比附。无论人们对他们作何评价，但事实本身表明了儒学也在随着时代而变化，同时体现出所具有的时代性。 不论是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主张，也不论是实践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果，都表明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的文化必须具有新的思想文化的内容，体现出时代的精神，才能存在并继续发展。也就是说，传统文化要适应于现实生活，为现实社会的进步发挥作用，而不是让已经发展了的现实社会去适应传统文化。不能像康有为那样，生活于民国，还要以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还要让人们去尊孔读经。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即从清末以来一直争论的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还在清末有人就提出中西文化“只有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比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进步。1918年，李大钊发表文章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世界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但现在西方文明已经较东方文明处于“优越之域”，因而当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⑤李大钊说中国文明为“静止”并不科学，但他认为当时所说的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先进则是正确的。这是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看待文化问题，也是认识到文化的时代性。而那种认为中西文化“只有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虽然肯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优长，但却把文化视为静止的、不发展的，否定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因发展先后的不平衡性而带来的文化上的差距。不承认文化的时代性，必然要导致抱残守阙，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二 文化所以具有时代性，是因为它根源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又服务于现实社会。不论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外来的西方文化，人们都是从现实社会的需要来加以继承、吸收的。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有一个好传统，即不是不加分析地盲从，而是采取一种冷静分析、筛选的态度，择善而从。其实还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传入西方文化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态度。鸦片战争后，从林则徐、魏源起，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可以说都是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的。 在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经历着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代表者，人们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是鲜明的体现。这个主张所涵蕴的，首先是看到并承认西方有长处，其次是学习西方的“长技”，最后归结为用来抵御西方的侵略。他们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所限，选择的是“坚船利炮”一类的“长技”。过了约20年，冯桂芬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方案。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标明“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其后，有人又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多年间，这一直成为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指导思想。而就清政府方面而言，直至其覆灭，基本上是以此为指导的。“中体西用”论者与顽固守旧论者不同，他们比较开明，能因时而变，敢于采西洋技艺之学，仿用机器。然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不是使固有文化适应“近代”的变革，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在于仅仅局限于吸收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技。这种文化选择，充分表现了它的保守性和狭隘性，不能不导致归于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