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以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签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立即掀起了反对割地求和、卖国投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表现尤为出色，他为争取拒割台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割地，奏请强固台防，并设法筹款济台 甲午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内，因和战问题，意见分歧。以翁同和、李鸿藻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从反侵略斗争立场出发，坚决支持光绪帝的抗战主张。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被命为议和大臣，来京请训。军机会议时，“言及割地”，李表示“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殊难筹措，户部恐无此款？！”以此胁迫朝廷授予他割地之权，翁同和当即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①孙毓汶、徐用仪则从旁为李帮腔，“但言不割地便不能开办”②，坚持割地求和。御前召对，翁同和仍“独主前议，谓偿胜于割”③，再次表示反对割地的爱国立场。3月2日，翁同和对李说：“台湾万无议及之理”④。第一次明确表示反对割让台湾。在翁同和看来，台湾是“东南门户”，台湾失，“则东南无宁岁”；轻易割弃，恐将“从此失去天下人心”，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各国必持利益均沾之说相要挟，其时，“英索滇蜀，法索桂粤，俄索伊喀，欲纾一国之祸，反召各国之灾”⑤。 台湾孤悬大海，口岸纷多，凭恃天险，不足图存。甲午战争爆发前，台湾防营不足十营，兵力非常单薄。为了保卫台湾，翁同和多次向闽浙总督谭锺麟询问“台湾军情”，并代表户部决定“设法兑银一百万两”⑥，饬令福建巡抚廖寿丰将“拨台之款”尽快及早“寄台”⑦。他见台湾缺少知兵大员，经他提议，由谭锤麟举荐，调派广东南澳镇总兵、抗法名将刘永福和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戍守台湾。此外，翁同和还不断向在京的台湾籍的人士和曾在台湾任职的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况。台湾人许伦华、已革直州陈长华曾在台湾任职多年，对台湾“形胜极为熟稔”；新授汀漳龙道雷其达“熟闽事、台事”，翁同和多次同他们交谈，听取他们对加强台防的意见和建议。许氏“谓土勇可用”⑧。他觉得此条建议很好，代表军机处，电函唐景崧“设法招募（土勇），勤加训练，以备御敌”。 3月初，日本向澎湖列岛发动进攻，唐景崧以部拨百万所剩无几，不敷购械募勇，要求增拨济助。军机会议此事时，孙、徐以山海关前线“军务吃紧”为由，主张弃南就北，并代拟电旨复绝唐抚，不予资助，翁同和对此十分气愤。他说：“彼（指唐景崧）在汤火中，忍不援乎哉”？！“秉笔者直欲以海疆拱手让人耳，可恨！可恨！”⑨经翁同和、李鸿藻“同词力争”，光绪帝谕准，同意拨款济台。翁同和在日记中写道：“澎湖甚危，余力筹五十万拨台湾”⑩。由于用款仍旧不敷支用，他又代拟电旨，饬传台湾士绅林维源筹借一百万，“其外者给息”(11)。3月25日，中日议定停战，但日本蛮横地规定：“台湾不在停战之列”。翁同和、李鸿藻等得报后，立即代拟电旨，饬令唐景崧：“日本将取台湾，台防加紧，并刘永福力顾凤山等处，毋令登岸”(12)。唐得报后，电告“台力薄，缺军火，非有巨款不济”，再次紧急求援。在翁同和、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努力下，光绪帝令闽浙总督“筹械添兵援台”，“饬令谭、唐设法暗渡，以济澎湖军火”，并“著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协助筹办此事”，翁同和又代表户部，从汇丰借款中先拨五十万交赖鹤年运台”，饬令“上海源丰顺号照数借给，以足百万之数，一并解台”(13)。 3月29日，澎湖失陷，翁同和闻报，寝食不安。“澎陷，台线断奈何？！”“归，懒极，闷极，台事如何也？！”(14)对台湾的安危表示无限的忧虑。澎湖失陷后，台湾的形势日趋紧张。当时社会上“纷传割辽、台”(15)。唐景崧闻讯，一日三电，声言：李鸿章割台，“断不可行”。翁同和、李鸿藻等主战官僚更是心急如焚，光绪帝频频电谕唐景崧“慎守台防”(16)。“严防海口，勿使倭乘隙登岸”，“善办台防，毋使贼得声东击西逞其狡谋”(17)。饬令唐景崧“著与刘永福妥筹布置，和衷共济”(18)。令谭锤麟、张之洞抓紧“速寄军火”(19)，作好迎击日本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准备。根据光绪帝的命令和翁、李建议，谭锤麟先后拨给台湾毛瑟枪子弹3万粒，张之洞调遣南洋兵轮两艘前往台湾，并运去了一批援台“饷械”(20)。 二、争取国际援台，大力支持台湾绅民的护岛斗争 马关订约前夕，有关清政府行将割让台湾的消息引起了广大爱国官绅的严重不安，他们纷纷条陈上奏，提出各种救台、保台方案，容闳主张将台湾“押于美，可借银元十万万元”，而丹文则提出“押于英、可借银款”(21)。张之洞据此奏闻，并条陈“二策：向英借二、三千万，以台作保，一策也；若不肯保，则除借款，再许英开矿一、二十年，此又一策也”(22)。唐景崧在电奏中也主张“必不得已，查外国近年联二、三国为同盟密约，我可急挽英、俄，或请外国，从公剖断”(23)。另外又提出两个保救办法：“一、粤会首请带船勾倭党；二、会匪可集万人，北上击倭，愿将所占地一一克服，轻则十万至百万之赏，重则封爵”(24)。 上述容闳、丹文、张之洞、唐景崧等人的押台保台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在当时清政府水陆战场皆败、无力保守台湾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上述押台、保台的意见，翁同和、李鸿藻、汪鸣銮等主战十分重视，他们认为此亦是保台之一法，只是能保住台湾，不妨试试。翁同和在代拟致张之洞的电旨中说：“押台之说，已电龚（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许（清朝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允其开矿、铁路，并询其所欲得者，仍请旨饬两使臣筹商”(25)。对于唐景崧电奏的两条保台办法，军机会议进行了讨论，认为前一办法“费重时迟”，缓不济急；后一办法也不“切实际”(26)，未予采纳。 正当主战派想方设法旨在谋求保救台湾的时候。4月2日，李鸿章割地谈判的电文到京，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如此则不能了结”，主张接受。在华外国公使也趁机鼓噪，大造割地求和的舆论。德国公使绅珂表示：“倭意全在割地，则和议成，不割则都城危，今日宜择者割地迁都而已”。英国公使欧格纳则讥讽说：“海军既无，陆军并不精，若耻不肯为，欲求庚申城下之盟，岂可复得？！”(27)对此，主战派进行了坚决的批驳。翁同和指出：“中国尺土寸壤，无论肥瘠荒要，岂可轻以予人？！”他还一针见血的揭露西方各国助倭为逆的原因：“细察德使绅珂，英使欧格纳两人议论，非尽无因。近来倭人倾心媚德，德既与倭亲密，自能审其命意之所在；英与日联盟，沆瀣一气”，自不为怪(28)。要求清政府大小官员头脑保持清醒，勿为这些怪论所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