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列强，是近代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时刻面临的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正值瓜分狂潮骤起之际，这一课题显得更加紧迫突出。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职志的维新派，一方面对列强的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又从它们的富强进步中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一方面主张坚决抵抗侵略、阻止瓜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清朝既贫且弱且昧、不变法就无法抗敌的现状；一方面大声疾呼朝廷变法御侮、民众合群救亡，另一方面又对列强朝野人士支持维新寄予希望。因此，他们在对待列强的问题上表现出十分复杂、充满矛盾性的态度。分析这种态度，可以加深对维新派性格特征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了解，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忧愤与羡慕的双重心理 资本主义列强自1840年以来对中国造成的耻辱、损害和威胁，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至维新运动时期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甲午战败和瓜分狂潮的掀起，直接导致了维新派队伍的集结。他们对外国侵略者企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是十分愤恨的。并且不断揭露列强的瓜分阴谋，上以警告朝廷，下以唤起民众（主要是士绅），以形成举国一致的忧患知危、御侮救亡的意识。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维新派就预见到列强瓜分中国局面的可能出现，康有为就曾指出：“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曰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①，这是维新派最早发出的救亡呼声。甲午战败后，瓜分狂潮便一步步猛烈袭来。维新派对列强侵略的愤恨和对亡国前途的忧虑都极大地加深了。他们刻画列强图谋瓜分中国犹如一群凶猛的野兽盯视一只垂涎已久的猎物：“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②，“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③，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急于对中国动手；瓜分之速度越来越快，“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④。列强的疯狂掠夺使中国的国计民生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此外各种进口的外洋用品、食品等则“耗我以万万计”，“吾物产虽盛，而岁出万万，合五十年计之，已耗万兆，吾商安得不穷。……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⑤。这种“以商灭国”之法，正是列强与古代“以兵灭国”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列强的肆意欺凌更使中国的独立地位、民族尊严几乎丧失殆尽，“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录，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⑥。为此，维新派直接向朝廷发出严重的警告：如果听任现状的发展，中国将如埃及、土耳其、高丽、安南、马达加斯加等国一样被列强所灭，“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⑦。维新派的愤与忧，是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最鲜明的展现，并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在严重外患刺激下的新的觉醒。 维新派对列强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愤恨，另一方面又对其怀有深切的羡慕之意。他们极力称赞列强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发达，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进步，政治制度的君民共主和民主（不少维新派将此理解为中国三代之治式的贤良礼让从众），价值观方面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当他们有意识地将中外状况进行对比时，这种羡慕之心更是溢于言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写道：“泰西大国，岁入数十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也。”⑧严复精通西学，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所作的中西比较更富于文化意味，也更为深刻：“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⑨虽然严复声言对中西之道“吾实未敢遽分其忧绌也”，但其字里行间之褒贬已不言而喻。在另一篇论文中，严复则毫不掩饰地指出：“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⑩这是对西学的高度赞赏。在列强国中，维新派尤为推崇日本，视之为东方国家学习西方取得完全成功的典型。康有为专门编纂了《日本变政考》一书呈给光绪帝，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和经验作了颇为详尽的介绍，指出“取日本更新之法斟酌草定，从容行之，章程毕具，流弊绝无，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11)。尽管维新派上述对列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全面（如对列强国内的矛盾及其各种弊端尚来不及重视和研究），但他们对于当时先进的事物无疑是采取了一种相当客观求实而积极的态度。 一方面愤恨列强的逼迫欺凌，一方面又羡慕它们的富强进步，这正好反映出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所具有的两重性：它们既是肆无忌惮的侵略者，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推行者；既是凭借暴力巧取豪夺的强盗，又是摧毁闭关锁国的藩篱、令封建时代最后崩溃的使者；它们将一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逼到了灭亡的边缘，又完全不自觉地起到了将其惊醒、促其觉悟、令其走上谋求独立解放道路的作用。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列强的两重性，是深刻理解和科学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把钥匙，在这方面，维新派的看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