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远征军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在探讨过程中，各执己见，往往将天时、地理、与彝民关系、军事策略等作单方面分析，说服力不强。本文就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些综合分析。 （一）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根本原因，拟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石达开出走天京，远征不归的前因；二是他在大渡河畔种种遭际的后果。 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农民领袖思想的蜕变，必然产生内讧和分裂，石达开不幸卷入这一漩涡，埋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祸根。 太平天国革命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由弱转强，迅速达到革命的顶点。然而，农民阶级一旦取得政权，思想上的劣根性便渐渐暴露了。以往，太平天国领袖们连年征战，无遐制订“天朝”的伦理纲常。定都天京后，他们不思进取，固守半壁江山，在永安封王的基础上，沿袭了封建专制政权的职官、等级、礼仪制度。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各王、爵，把革命中夺来的权力，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 洪秀全从此深居简出，于“天朝门”外挂了十余丈长的黄绸，上书：“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①并大兴土木，营造天王府，选妃择嫔。众王竞相效尤，其他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辱骂官长者，斩首不留”；甚至“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②。连礼仪、服装在各王、各级官吏中均等级森严。这些，一方面产生了太平天国领袖与部众的矛盾；另一方面，加剧了领袖之间争夺皇权的斗争。最终酿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天京事变”。 马克思在论封建社会的农民时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③这个主宰就是皇帝。洪秀全在宣称地上的“咸妖”气数已尽，应由天父“皇上帝”取而代之的同时，将自己也变成了皇帝。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跳不出以不平等思想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坐天下的框框。革命胜利后，权势欲一膨胀，必然要进行权力再分配，已占皇位的要设法保位，传之万世；居皇帝之下的，则想龙袍加身。“天京事变”中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农民阶级分散、闭塞、自私、狭隘等弱点，并迁延到事变后首义最后两王：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矛盾展开。 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全家惨遭韦昌辉杀害，内讧平息后，他忍辱负重，回京辅政，“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④。但洪秀全却消极吸取事变教训，忌恨石达开的威望，他处处设防，担忧石达开重蹈杨秀清覆辙。“天京事变”前，杨秀清不仅独掌兵权，指挥作战全由自己作主，而且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书，管治臣民，出现了历史上拥兵自重的铁腕人物，以相权、兵权侵犯君权的结局。事变后，石达开声名大振，集相权、兵权于一身，当然成了洪秀全的眼中钉。同时，洪秀全认为事变之因，在于重用异姓王。于是，他封两个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从上层逐步夺去石达开权力，处处挟持他；又广封同族同宗的兄弟和亲属，从下面瓦解石达开的权力。湘军头目李续宾得到情报：“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⑤ 石达开面对徒有提理朝政之名，实则权柄不归，被架空的局面，内心非常矛盾。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消极忍耐，直至遭到杀身之祸。这对于志向高远的石达开是不能容忍的，他已目睹自相残杀的惨局，不愿太平天国再次内讧，功败垂成。第二条路，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王。然而，石达开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他的头脑中印满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在太平天国上层关系上，他既谦恭、礼让，屈居诸王之末；更严格遵循“君为臣纲”、“忠孝节义”这些传统的封建道德观。自接受了洪秀全中西合璧的一神教天命观后，始终将天王奉为君主，决不敢犯上作乱。第三条路，离开洪秀全，远征不归。这比较符合石达开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活动。他为了往后不受洪秀全牵制，打开新局面，在继续打太平天国旗号，尊天王为领袖的前提下，决心远离天京，沿途贴了布告：“……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⑥带走了太平天国的精锐20万之众。 石达开的远征，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加速了它的失败，而且开始了他在流寇主义驱使下，走向大渡河覆灭的起点。 石达开从1857年6月离开天京，先后辗转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之间，1859年7月又回师广西，进入云南、贵州，在西南多民族地区艰苦征战四年，完全脱离了太平天国主战场。这期间，石达开与清军作战数百次，都是且败且走，疲于奔命，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考察其原因，又是犯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错误。 首先，组织松散、军心涣散，缺乏统一领导。石达开出走后，与天京失去了联系，为清军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他带走的部队虽然通过“天京事变”，逐步认清了“皇上帝”的真面目，但石达开依然打着天王的旗帜，使自己难以建立绝对的权威。当行军作战中粮草供应顺利时，部下尚能听其指挥；反之，则思恋天京、思恋家乡、伺机逃跑，投敌、自相残杀事件不断。据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三中说：“达到据庆远，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⑦朱衣点等67将带走精兵十万，万里回朝，更使石达开的军力从此一蹶不振。 其次，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建设。石达开远征军无论在进军江西、转战闽浙，还是围攻宝庆，回师广西，辗转入川途中，每攻下一城一地，既不进行反清的政治宣传，狠狠打击地主阶级，也不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而是东奔西窜，连个休整的后方基地都没有。结果，那些地方的官僚地主在石达开离开后，势力迅速恢复，反攻倒算比以前更加凶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