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王朝即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于1862年2月8日（同治元年一月初十）颁发上谕，正式做出了“借师助剿”①，即借用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帮助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决策。这在当时，显然是异乎寻常、极其重要的决策，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期以来，一些历史教科书曾对这一决策进行过记述，并对其在镇压太平天国、加速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揭露和鞭鞑。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然而，在揭露和鞭鞑之余，对封建统治集团做出这一决策的环境与心态，这一决策适用的范围与时限，施行中的摩擦和矛盾乃至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却大多语焉不详，从而使人们对当时社会变化、特别是半殖民地化的具体状态缺乏进一步了解。在研究近代社会变迁，尤其是封建统治集团决策对社会变迁影响的过程中，理应放宽视角，对其进行必要的考察和分析。 一 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与英、法侵略者刚刚兵戎相见，又立即握手言和，进而借用敌军镇压人民起义，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归根结底是由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决定的，是封建统治集团急于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摇摇欲坠反动统治的一种本能反映。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官、民、夷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晚清统治集团对英、法等侵略者的态度则在这次战争前后出现了一个马鞍型的变化，走过了由妥协到对抗，再由对抗到妥协，并进而接受拉拢，试图利用列强的途径。虚弱的清王朝在经历开国以来最惨痛、最耻辱的失败之后，见侵略者没有推翻和取代其统治而深感庆幸，惊恐之余，颇有感激之情；与此同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却强烈震憾、动摇着它的统治。两相比较，清王朝自然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立即实现政策性转移。当时，主持军务的恭亲王奕在奏折中集中表达了这种心态。他认为：“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这里，“前代之事”显然是指人民起义推动下的改朝换代。面对正在进攻的太平天国与刚刚罢兵修好的列强，奕立即得出结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这种打击对象的顺序排列，反映了清廷最高统治集团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为维护自身权益所进行的政策调整——重新将打击重点指向人民起义。“借师助剿”正是这种政策转移的产物。 晚清统治集团之所以在转移打击重点之后，立即“借师助剿”，根本原因是深感自身虚弱，急需外力扶持。 晚清军队不仅在与英、法侵略军交锋中，充分暴露了腐朽与无能，以至造成“京师沦陷”、“皇帝北狩”的惨痛失败，不得不以炮口下的城下之盟屈辱地结束战事；而且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也同样暴露了腐朽与无能，致使太平军兵锋横扫大半中国，强烈动摇了它的统治。面对这些事实，晚清统治集团起初既不愿承认腐败，也不愿承认落后。但内外战争中一系列失败，使晚清最高统治集团亲身尝到了洋枪洋炮的苦果，不得不正视现实，承认武器装备的落后，开始萌生购置、仿造西方枪炮、船械的设想，企图以此“自强”壮大统治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当太平军以凌厉攻势东进上海之际，为保卫它的财富要区，借用外国军事力量遂在拟议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决定借师助剿之前，某些地方官绅早已在本地区推行这种政策。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人民起义的壮大，一些地方官绅为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和政治权势，已开始借用外国军队助剿。早在1852年，太平军攻打楚南之际，已有人提出请洋人“入江助剿”③，后因两江总督沿江阅兵而中止。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后，英、法侵略者虽表面宣告“中立”，地方官绅仍千方百计请英、法、美等国向小刀会施加压力，并由法军用大炮轰击上海县城，加速了小刀会起义失败。不久，两广总督叶铭琛又请英国侵略军协助镇压当地人民起义，使其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动，是鸦片战争10年以来，中外关系中一种微妙的变化，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官绅在人民起义打击下，为维护自身权益所表现的新动向，从而显示了清政权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晚清中央之所以做出“借师助剿”决策，正是地方官绅长期以来“请夷助剿”方针的延续和发展。 1861年，太平军东进江浙，兵锋直指上海之际，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一片恐慌。主持军务的恭亲王奕奏称：“上海为南省税务总汇之区，浙江宁波、杭州失陷以来，上海有岌岌莫保之势，且其地为中外杂处，万一发逆与外国勾通，则上海必不能保；上海不保，则税项无出，军需不继，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况闻发逆制造战船，为纵横海上之计，更恐滋蔓之势延及北洋三口。天津密迩京畿，万一再有变更，办理尤为棘手”④。这里，清廷首先注重的是财税及由此而牵动的东南战局；进而怕太平军象洋人一样纵横海上，进攻北京。其惊恐之态，跃然纸上。地方官绅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更为担忧。在官者有守土之责，失守之罪固不待言；在绅者，身家性命所系，心情尤为急切。五口通商以来，上海迅速成为中外杂处的大都市，中外富商云集；在人民起义打击下，江浙地主豪绅又多逃往上海自保，遂使其地成为中外反动势力麇集之所。太平军进军上海，击中了反动统治阶级要害，当地官绅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一是派人赴曾国藩大营请师东进；二是频频与驻沪英、法文武官员接洽，“请师助剿”，很快在江苏巡抚薛焕支持下，形成中外会防局面。清廷立即予以支持，并不等总理衙门与英、法公使筹商出结果，即以军务至紧为由，著薛焕会同当地士绅直接“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并声明：“但於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⑤。这一决定，遂使“借师助剿”政策由地方上升到中央，使清廷由默认地方暗中进行发展到公开支持地方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