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向

作 者: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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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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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是同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的。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改革方案相比,无论是秦代的商鞅变法,还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都没有跳出旧有的模式。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只能产生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方案。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开始由封建的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化,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酝酿起来的。探寻中国民主革命产生的思想根源,是进一步认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必不可少的环节。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曾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两个思想转变过程促成的。第一个思想转变过程是从清代考据学到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变;第二个思想转变过程是在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向西方学习新课题的转变。我们把这两个转变引起的思想变化称之为“变向”。之所以称之为“变向”,是因为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变化相比,在其变化的轨迹上出现了方向性的改变,它开始从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固有的封闭式的轮回模式中离心出来,走向与世界文明融合的道路。从此,中国思想界一反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基本上以汉文化去融化外来文化的状态,开始了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为后来中国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向,是从清代考据学到经世致用思想转变开始的。清代考据学的极盛时期是乾、嘉和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时期。它的勃兴是清朝统治者的专制淫威、大兴文字狱的结果。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士大夫们只能把自己的精力转向远离现实政治的古书上去,专去研究古代书籍的考订,搞训诂、音韵、文字、辑佚、辨伪等等,即所谓的考据学。这个时期,虽然从考据学的角度来讲,是中国文化最光辉的时期之一,但从整个时代的思想来说,却是一个最可悲的时代。一百多年中,几代中国人的才智、聪明都花在繁琐的考据上,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什么进步。而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文明却在突飞猛进,进入科学与民主最兴盛的时代,也正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相继发生的时期。西方前进了,中国却停滞不前。

      这一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是考据学的大盛,另一方面却是思想界的沉寂。但这种状态很快随着整个封建王朝由兴到衰而发生巨大变化。从乾隆王朝的后期至嘉庆王朝,清代就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到了鸦片战争前的道光王朝,这种败迹已是到处可见了。在嘉庆20多年间,有苗疆之变、川楚白莲教之变、海疆之变、畿辅天理教之变;在道光年间,有西北回疆之变、湖粤傜民之变。这表明了当时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当时关心国事的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已不能再继续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考据学工作了。社会形势的日益严峻,迫使当时的思想界由考据学逐渐转向现实社会。

      面对大变动的现实,当时的士大夫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代表官方思想的理学家,也就是以程朱理学派为中心的人物。这类人是一般的政府官吏及科场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绝大多数为贪贿生活而奔忙,一心只顾“全躯保妻子”而已。

      第二类是躲在避风港中实际上受封建政权保护的考据学家,如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这些知名学者,绝大多数仍旧过着考据古书的生活,依然在那与世隔绝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第三类是从考据学家中脱胎出来的今文学者。他们虽然仍讲古书的考据,但已开始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并且越来越以现实的政治生活为自己的考察对象。这个学派始于乾隆时的庄存与,以后的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继之,最后有龚自珍和魏源。他们和传统考据学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再完全埋头于故纸堆里,而开始注意现实的政治社会。他们利用今文经学的所谓微言大义,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四类是摆脱经学束缚而直接议论政治的一批思想家。他们有的位居官位,有的身在市井。在官的如嘉庆时的洪亮吉、道光时的林则徐、陶澍等,不在官的则有包世臣、沈垚等。他们往往不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而是撇开考据学、经学,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

      以上四类人物,第一、二类人物虽处在“变向”的时代,却不为“变向”的浪潮所动。后两种人,可以说是这个“变向”的先锋。无论他们是采用引经据典的今文经学的方式,还是直接了当议论政治的方式,其共同的特点就是面对现实的政治社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所谓的“经世致用”,按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的说法,就是“六经之旨与当务之急”相结合,即研究古代典籍,要面对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按照维新大师梁启超的说法就是:“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所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①总之,所谓的“经世致用”,各学者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总以关心社会政治、通经致用,以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其根本的特色,在学术上它是以摆脱宋学、汉学的羁绊而兴起的。

      鸦片战争前夕,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比较著名的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人。他们相互间大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在当时的思想界形成一支颇有影响的力量。这一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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