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向被称为“古今一大变局”。急剧变动的时代，满汉民族的融合，西方文化的东渐，使中国服饰出现了大跨度的变革，其中女子服饰的变迁尤令人眼花缭乱。本文旨在寻觅中国近代女子服饰发展的轨迹，并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一 19世纪下半叶女子服饰的渐变 清初，中国出现了一次全国性的服饰大变动，奠定了有清一代服制的基础。满族贵族定鼎中原后，沿袭历代统治者“改正朔、易服制”的作法，顺治三年十二月，清廷规定了官民服饰之制，以满族长期骑射生活形成的袍服、马褂、箭袖、深鞋和薙发（男）垂辫（女）来代替汉族自古以来的上衣下裳、宽袍大袖、蓄发绾髻的传统装束。数年之后，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原到边陲，从官吏到百姓，人们的服饰发生了重大变化，满族服饰很快在大部分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注意，这是就男子服饰而言。对女子服饰来说，在清朝统治者“男从女不从”的默许之下，出现了满汉分途的局面。可以说，满汉分途、各具特色，是有清一代女子服饰的主要特点之一。满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梳两把头，大装戴钿子；身着蔽足旗袍；脚穿花盆底鞋；袍外常套马甲。汉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平头圆髻，上着右襟袄衫，下着长裙，脚穿弓鞋。满族与汉族妇女的服装分属于衣裳连属制和上衣下裳制。当然，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中，满汉女子服饰既明显分途，又有局部的渗透和发展变化，但这种发展变化相当缓慢。 服饰的变化，一般表现在式样的翻新、肥瘦长短比例的变化、纽带位置的变更、衣裤鞋帽的协调、色调的搭配以及装饰物的选择等方面。 进入近代后，自道光经咸丰、同治到光绪中叶，女子袍服、袄衫的样式，没有大的变化，而衣之长短、袖之肥瘦、领之高低则一变再变。有记载云：“衣服之制，历来宽长，雅尚质朴，……咸丰以来，渐起奢侈，制尚紧短，同治年又尚宽长，……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妇女亦短衣窄袖（先行长至二尺八、九寸），胫衣口仅三寸许（先行大口至尺二、三寸）②。夏仁虎记载光绪年间北京女袄衫“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行时飘曳，亦有致。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不能屈伸”③。袍或袄的立领也时高时低。花边使用十分盛行，流行多而宽的镶滚，从二镶二滚，到五镶五滚。“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人们形容当时的女装是“鬼子栏杆（即花边）遍体沿”④。 裙子的制式多所变化，早期风行的凤尾裙已不时兴。咸丰、同治年间有一种“鱼鳞百褶裙”，深受妇女喜爱，广为流行。该裙工艺复杂，制作精细，细密的裙褶有规律地连缀起来，展开时如鱼鳞状，非常华美。《光绪都门纪略》“时样裙”条曰：“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单夹费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着鱼鳞百褶裙”⑤。光绪时还出现过一种名为“叮裆”裙，裙上十数条剑状飘带，端系金银响铃，动则发出悦耳铃声。另还有刺绣精美的“百蝶裙”、“凤凰裙”等。由于洋布的流行，以西洋印花布为料的“洋印裙”亦很流行。同治、光绪年间兴起穿上袄下裤，着裙者渐趋减少。 鸦片战争后，女子衣饰与首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清中叶前，一般中产家庭妇女“无金珠罗绮”。而咸丰“辛酉兵燹后，礼趋于简，习渐侈靡”，与过去不一样了。不仅金银饰品流行，且有以眼镜、金钱表、文明棍为饰者。眼镜传入中国较早，“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戴之以为美观”。当时有“双镜金丝半面妆”的说法。“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⑥ 这一时期女子服饰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政治的变更，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更新，推动了承传性极强的风俗习惯发生着变化。光绪中叶刊刻的福建嘉善志在“风俗类”中指出：“乾嘉时风尚敦朴，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甚，男女服饰厌旧喜新”⑦。上海南汇县志记述咸丰初至光绪初年社会风习时云：“邑素崇俭朴，虽士大夫家，居只布素，有事暂服绸绫。今差役之流，居然天青缎套，其妇女亦天青缎，披红绉裙，满头金珠矣”。⑧ 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开埠最早，“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⑨北京、南京等地“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⑩。而上海服饰的变化，又与青楼女子大有关系。“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中之衣饰，岁易新式，靓状倩服，悉随时尚，……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11)上海妓女出局，往往衣饰花样新奇，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当时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载一新闻图画，画的是尚仁里妓院一群狎客饮酒作乐之余，每人各召一妓，商定应召者不得衣着相同。于是二十余名青楼女子跚跚而至，有的头戴钿子、身着旗袍作旗装，有的梳东洋头着日本和服，有的穿长袍马褂戴墨镜作男装，有的袒胸露臂、长裙曳地、草帽垂花作泰西装，有的是道姑装，有的则着燕赵装，恰似一小型服装表演会。这可看作推动服饰发展的一个特殊渠道。 二 20世纪初变革服饰的新角度与女服流行趋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从许多新的角度，提出了变革服饰的要求。 把变革女子服饰同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是当时一些新知识分子普遍的做法。他们把传统的女子服饰看做是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的重要标志，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绳索。 秋瑾在《敬告姐妹们》一文中指出，那种“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这是一种寄生生活，也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12)。妇女要求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秋瑾希望从改变服饰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曾表示：“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