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是在中西方政治文化撞击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思想界有识之士继承、弘扬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并吸取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学说，逐步完成了在民主观念上的转变。本文拟粗略地探讨这一历程。 一 我国封建统治达二千余年，与其相适应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它包括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封建专制政治思想以及封建专制的社会心理，并长期牢固地控制着中国社会。所谓“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认为“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①这似乎成为维系我国封建社会的自然法规。我国古代就有君主授命于天的说法，即所谓“有夏复天命”，②并赋予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所有臣民都依附于君主，听命于君主。后来董仲舒创立天人感应说和性三品说，认为君主是圣人这性，是贤者，至尊至贵，是治者；平民百姓是斗筲之性，是愚者，卑劣低贱，是被治者，把颠倒了的君民关系蒙上一层人性的神秘色彩。朱熹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④认为君主与黎民百姓上下尊卑的关系是不可违抗的天理。 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⑤君权至上，民服从君是绝对的，永恒的，万世不变的，视为是中华礼仪之邦立国之根本，“非此不能知天下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⑥成为支撑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应该看到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中也具有浓郁的民本观念。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了“顺乎天，应乎人”⑦的主张。关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帝兴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⑧成为历代贤明君主的一种统治术。孟子针对夏桀、商纣之失天下，认为“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传统的民本观念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它从未超脱君主专制的藩篱，但这种“民实脊矣。君安得肥”的道理，无疑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触及君主尊严和歌颂普通群众的宣传，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展开的。我国近代思想界的认识程度受着时代条件和社会心理的制约，他们自身也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但应该承认，我国近代思想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之所以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挣脱封建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探求社会进步的途径和研究国家治理的良方，正是他们发掘并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民性，同时逐步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从而孕育出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灿烂之花，成为我国人民觉醒和奋起进行民主革命的先导。 二 在中国近代，最早向传统君权至上、君权神授观念提出挑战的是龚自珍。他破天荒地提出：“帝若皇，其初尽农也”，⑩认为君主开始也同普通人一样从事生产劳动，与众人没有什么区别。并主张主宰天地万物的是众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至于君主是后来宗族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后政不道，使一人绝天不通民，使一人绝民不通天……比其久也，乃有大圣人出，天敬降之”。(11)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这种讴歌普通人在大自然中的创造能力，敢于对传统的君主万能说提出非议，堪称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萌芽之先声。 龚自珍是19世纪中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明智者，他目光犀利，敏锐地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弊端之一在于森严的君臣、君民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臣民来说，就好比“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12)这种关系对有用的人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13)造成一个国家“俄焉寂然，灯烛无光……夜之漫漫，鹖旦不鸣”。(14)他深刻地揭露了君权至上的罪孽在于“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15)这里，龚自珍所谓被捆被杀的人，还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或官府幕僚，而不是广大黎民百姓，但他痛斥君主的淫威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是史无先例的。龚自珍的功绩在于勇敢地揭开了君权神授的面纱，从思想上触及了二千多年来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引起了思想界极大的震动。 龚自珍以今文经学作为治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沿革和政治的变迁，主张通经致用，探求克服朝迁弊端的方案。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认为只有革除因循守旧的思想枷锁才能使社会焕发生机。他关于“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17)的见解，对人们敢于怀疑传统的纲纪，伦理，要求变动革新，起着启蒙的作用。后来梁启超评价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18)但是，龚自珍的进步思想有其局限性，他认为社会的沿革、世道的变化，是由君主决定的，臣民只是听命于君主的奴仆。由于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不可能完全超越君主至尊的思想束缚。 三 19世纪中、下叶，由于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而产生的西方文明，使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我国思想著名人士为之震憾，他们目睹西方社会的进步和清王朝的衰败，“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同时也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曙光中受到鼓舞。列宁曾说过：“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19)早期改良派承认这种进步，，但他们只是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视角，极为审慎地对待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大多与洋务派关系密切，有的还直接参与兴办洋务，与西方世界接触较多。薛福成曾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他们比洋务派代表人物更加明智地看到了学西方不在于“制造之精，兵纪之严”，而在于“以得民心为要”，(20)明确指出：“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21)他们十分赞赏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可以广开言路，沟通上下，活跃政治气氛，清明社会风气，从而避免君位太尊。君门万里，上下隔阂，黎民百姓受尽敲诈盘剥，“虽痛心疾首，钳口侧目而无如何也”。(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