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媒体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传播学者麦克汉姆将媒体称之为“人类身体的延伸”。[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媒体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和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尤其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引起的传播全球化，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我们的媒介和新闻伦理文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在传播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的情况下，加强社会主义新闻伦理文化建设刻不容缓。 一、全球化冲击波 1962年，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随着国际间交往的增加，贸易壁垒正逐步消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正在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以平等的身份融入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人们正在不断消除地理上、空间上的障碍，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地球通讯卫星和宽带高速国际信息互联网的建成，又大大推动了这一发展浪潮，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信息环境。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可以享受与都市居民一样的文化生活，互联网使远隔重洋的人们不再有地缘上的阻隔。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增进了世界各民族人民互相了解的机会，不仅将大千世界“压缩”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落，也促进了不同阶层、地域和社会制度中人们的了解、沟通与融合，影响和改变了人们对个人和社会的观念与态度。毫无疑问，麦克卢汉心目中的“地球村”正在成为现实，全球化正以不同于以往的表现特征，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理论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社会学角度曾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就是“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P69)全球化的特征表现在：第一，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一般指开放的世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着整体性的经济发展和变动；具体指随着全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市场正在加速形成。”“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3]迅速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将资本、技术、贸易和管理合为一体，推广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使整个世界成为跨国公司的工厂和市场。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经济不再是各国国民经济的组合，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的组合。世界范围的经营已使跨国公司逐渐向无国界的方向发展，这对传统的经济观提出了明显的挑战。第二、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全球化本身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它使信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准确、迅速地传递，使远距离交易成本得以大大降低，使世界任何角落的实时交易成为可能，从而推动生产、资本、金融、贸易和技术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人类对时空的征服，从交往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发展就是不断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扩大交往范围、加深交往深度、加快交往频率的过程。第三、政治的多极化。国家主体自我意识的增强是全球化的显著特征。非西方国家在接受现代性思想影响的同时，试图构建适合于自己国家的主体意识，以摆脱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由此决定了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政治上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多极化的局面。第四、文化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迅速发展过程。”[4]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有文化都不可阻挡地被纳入了一个单一的西方文化影响范围之内，无处不在的西方文化产品充斥世界，文化冲突与融合在任何时候都未达到像今天这样的激烈程度。在此背景下，如果我们不从跨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进行审视，就很难解释在世界交往中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更难把握全球背景下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发展战略。 全球化的上述特征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传播(Communication)和权力(Power)伸展到世界各地，压缩了时空，使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从地域情境移入到了全球情境之中。世界的传播模式是与世界力量结构密切相关的，就媒介而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传播模式的倾斜，也就是发达国家传播的主导性和发展中国家的被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5]随着权力和传播的伸展，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借助发达的经济在世界各地到处传播。美欧所操纵的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舆论，贫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遭受发达国家的不公正剥削和欺侮，甚至出现了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的利益的目的”。[6]其特征是：“弱势国家和民族既无法拒绝经济繁荣的诱惑，同时又慢慢地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具体性和个性；世界既因为一致性的不断扩大而变得有序化，同时也培养出了一个新的文化极端，在这个极端上，始终具有统治权的正是那个以经济强势面目出现的西方身份。”[7]由此可见，文化的发达与不发达造成新闻传播的落差，形成新闻传播区域间的不平衡，在诸如人权、个人价值、国家与社会的观念方面，西方一直享有稳固的话语霸权，它们围绕这些基本价值理念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给其他领域的传播实践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价值基础和理论支持，从而在整个国际传播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多样文化共存的今天，我们听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西方媒体的声音，而文化不发达地区的“声音”很难在世界新闻舆论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即使传播出来，相当部分也是歧视性的传播。长期以来，美国主流媒介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在传播内容中充斥着扭曲发展中国家形象的报道。这不仅不利于美国公众公正地了解中国的事情，甚至也会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台。 二、跨文化传播的隐忧 全球化是与跨文化传播相紧密关联的。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随之而来的是紧迫的跨文化传播问题。1959年，霍尔发表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差异较大，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时，属于正常的误解往往被夸大，这不仅会给双方带来意义解读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隔离，甚至会引起文化种族关系的失谐和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