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可以分为较低层次、较高层次与最高层次三个层面：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可打破诸如“希腊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等思维格局；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是超越地域或区域的，可打破诸如“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等思维格局；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则是超越人类、超越地球的，可打破诸如“人类中心论”、“地球中心论”等思维格局。著者以为构建全球伦理之大厦，以上三个层面的“世界主义”，都可成为上等的砖瓦或工具。“世界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均得以世界为依归、为出发点、为前提。换言之，均得先考虑世界，然后再考虑区域、国家或民族；当区域、国家或民族之利益与世界之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均得取世界而舍区域、国家或民族。不是说讲到世界就是“世界主义”；不以世界为依归、为出发点、为前提，即使再讲世界、再强调世界，也不得谓之为“世界主义”。这是著者对于“世界主义”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者讲中华文明之“世界主义”，也是基于这个基本观点而讲的。 一、中华文明之世界主义 梁启超先生是较早揭示中华文明之世界主义特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一书中，认为中国先秦之政治学说，“可以说是纯属世界主义”[1]。理由是，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最高目的，国家、家族等不过是达到此最高目的一个阶段。《礼记·大学》的“平天下”、《礼记·礼运》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等说法，反映的是儒家的世界主义；《老子》的“以天下观天下”、“以无事治天下”、“抱一为天下式”等说法，反映的是道家的世界主义；《商君书·修权篇》的“为天下治天下”、斥“区区然擅一国者”为“乱世”等说法，反映的是法家的世界主义；《墨子·天志篇》的“天兼天下而爱之”等说法、《墨子·兼爱篇》的“视人之国若其国”等说法、《墨子·尚同篇》的“天子壹同天下之义”等说法，反映的是墨家的世界主义。这是一股发源很早的世界主义潮流。以这样的世界主义眼光，去看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感觉它们是非常褊狭可鄙的。孔子、墨子、孟子诸人周游列国，谁采纳其主张就帮谁，从未听说他们有所谓“祖国”观念。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下”一分子、世界一分子，并不是专属某一国的。帮助秦国一统天下的政治家，从由余、百里奚到商鞅、张仪、范睢、李斯等，无一人有秦国国籍，他们觉得“国家”乃是世界中之一行政区域，此世界上所有有才能之人理应均有权来共同治理。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的此种“世界主义政治论”，对于中华民族“能化合成恁么大的一个民族”，是有“至大”之贡献与影响的。他甚至认为中国行此世界主义必胜，不行此世界主义则必败，“近二三十年来，我们摹仿人家的国家主义，所以不能成功，原因亦由于此”[2]。 孔子所作《春秋》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就是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大一统”。孔子所作《春秋》的“微言大义”，就是此种“大一统”之追求。其“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即是表示由国家主义而区域主义、由区域主义而世界主义之不断进化之阶梯。“据乱世”是国家主义的，故《公羊传》说它“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是区域主义的，故《公羊传》说它“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是世界主义的，故《公羊传》说它“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3]。梁启超先生谓“太平世”“非惟无复国家之见存，抑亦无复种族之见存”[4]，意即既破除了“国家中心论”，亦破除了“种族中心论”。若公羊高对《春秋》的解释不诬，则可知世界主义乃是《春秋》一书的最高追求。而《春秋》一书又是全部中国史学之“范式”或“格式”的确立者，可知世界主义同样是全部中国史学之最高追求。 在朱熹编写的“四书”（1189年左右）中，《大学》居“四书”之首。《大学》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观念呢？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它以为只有“治国平天下”之学，才够资格称为“大学”；其他的学问，如文词诗赋，如花鸟虫鱼等等，都只能谓之“小学”。而“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又以什么为最高追求呢？以世界主义为最高追求。 《中庸》之基调亦是世界主义。中庸气象之伟大、理想之崇高，决不在《大学》之下。中庸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视，故曰配天”[5]，此处将思维视野明确定位于超乎“中国”之上，显然是有比大学更进一步的了。其世界主义甚至已经突破地球的界限。 《论语》也不脱离世界主义之立场。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6]之言，已经具有世界主义的立场。其“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7]之言，就更是具有宏大的世界主义气魄：扩大自己的文化而被之于全人类，使人类共立于文化平等之地位，如此则虽居“九夷”，又何陋之有？“夷”不是先天的，亦不是永恒不变的，“夷”而能提升文化，它便不再是“夷”；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以为文化而不能被于“九夷”，便不是真正的文化，文化而不能扩及世界，便不是真正的“天下文化”。 至于《孟子》，更是开篇即以“超国家主义”为立场。孟子见梁惠王，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显是以国家主义之立场发问。孟子的回答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8]既反对其功利主义之立场，又反对其国家主义之立场。孟子又见梁襄王，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的回答是：“定于一。”[9]“一”就是统一，就是“大一统”，就是超越民族与国家。孟子在此处已意识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是一切战争、灾难、痛苦之根源，乃是造成“率兽而食人”、“嗜杀人”之局面之根源。他以为国家主义专以己国为本位，实质就是“霸道”；纠正之法就是超国家主义，就是世界主义，亦就是“王道”。正是在此意义上，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直接把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辨”，界定为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