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0-1524年)于1498年开辟了绕好望角直通东方的航线之后，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纷纷前来亚洲，以贸易甚或暴力的手段，掠夺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也揭开了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崭新的一页，使得中国和西方世界有了广泛交往的可能。 葡萄牙人于明正德四年(1509)至满刺加(Malacca)，越二年用武力占据了该地，并使其成为世界香料的贸易中心。满刺加于明永乐时即内附，来明廷朝贡无虚岁。①葡人东来之际，满刺加虽曾求明武宗援助抵御佛郎机的入侵，明朝固然无力派兵远征海外，谕暹罗诸王往救，也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然而，葡萄牙却以满刺加为跳板，用火力威猛的佛郎机铳叩开了中国这一古老东方帝国的大门。关于明朝和佛郎机的最初接触，中外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本文仅通过对北京图书馆藏善本《静虚斋惜阴录》“佛郎机”条的初步考证，对张维华、朱杰勤、戴裔煊、C.R.博克瑟诸家的研究作一些补充。② 关于葡萄牙人最初来华的时间，说法不一，但是代表葡萄牙国王的使臣于正德十二年(1517)第一次赴中国，因中西文献均有所载，事件始末大致还较清楚，研究诸家所据中文史料多引晚出近半个世纪的《筹海图编》(1562)所录顾应祥语，颇不无令人遗憾之处。而其时作为明朝接待葡萄牙使节的当事人之一的广东按察司佥事顾应祥(1483～1565年)，在他的笔记《静虚斋惜阴录》中详尽记述了葡使最初来广州的情形，此当为中葡最初接触的权威性史料。兹详录如下，并作初步考释。 佛郎机铳，原出于佛郎机国。正德间予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鋐进表赴京，子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径至城下者。市舶提举吴洪赐禀，子亲至怀远驿审视。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禀称此乃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见。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禀，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俱至，其头目远迎俱不拜跪，总督都御史陈金独后至，将通事责治二十棍，分付提举：远夷慕义而来，不知天朝礼仪，我系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第一日始跪左腿，次日跪右腿，三日才叩头，始引见。总督衙门分付：《大明会典》原不载此国，令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方可起送。所进方物有珊瑚树、片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种如红绒褐，名“撒哈刺”。三刃剑一口，又一剑铁可折转，放手即直，其锋甚利。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状，身穿锁袱披裘，以皮为裤，又以皮囊其阴物，露出于外。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后奉旨许令进贡，至京见礼部亦不拜跪。武庙南巡，留于会同馆半年有余。今上登极，将通事问罪，发回广东，逐之出境。铳乃其船上带来者，铳有管长四五尺，其腹稍大，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放入铳腹内，药发则子从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铳用小铳四五个，以便轮放。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彼时正值海盗猖獗，遣兵追捕，备倭卢都司命通事取一铳送予应用，其外又用木裹，以铁箍三四道束之。询之，曰：恐弹发时，铳管或裂故也。翌至教场，试之，远可二百步，在百步内能损物，远亦无力。其火药与中国药不同，都司曾抄其方，不知广中尚存否？后汪鋐为兵部尚书，奉行各边俱铸此铳，以备北虏。予以云南巡抚落职家食，一十五年起废，转北刑部，适值胡虏犯顺之，后见御史查勘失事揭帖内，各墩堡被抢去佛郎机铳数多，胡虏惟恃骑射，抢去亦无用也。近见浙中军门所刻《海内图编》画佛郎机铳，每个约重二百斤。又有一架与其原制不同，想必我中国增添之者。又有一种小于佛郎机铳，有架可以转动者，我中国原有此物，非佛郎机铳也。予谓此铳用于海舶甚利，以之守城亦可，若陷阵不如神机火炮之便也。考历代史传并无佛郎机国之名，止有拂林国，元世祖至正间有佛郎国进异马，或者是其国也。又唐世西域传，开元中大食国献马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由此观之，则佛郎机亦大食之邻境也。③ 据该段引文可知，《筹海图编》所引“刑部尚书顾应祥云”④。实本之于顾氏《静虚斋惜阴录》，只是前书对后者作了较多的删节，因此《静虚斋惜阴录》所载葡使初入中国的史实更为详尽可信。由于中西文献记载的不一致，尤其是中文史料的不足，关于中葡最初接触的一段历史，尚有不少疑惑难决和争论不下之处。今据顾应祥《惜阴录》，能够使葡萄牙使臣第一次来中国的一些相关问题变得清晰明朗起来，今分而论之。 关于葡萄牙人最早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据葡文史料，在葡萄牙的满刺加总督手下任商馆秘书、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的托梅·皮雷斯（Thomas Pirez，或译作：皮来资，约1468～1524年），在1517年6月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的身份出使中国，由船长安德拉德率领的葡萄牙舰队护送，于是年8月抵东莞海域的屯门岛，然后至广州城外的珠江抛锚下泊。葡使至广州的时间，《惜阴录》仅言“正德间”，而《筹海图编》明载为“正德丁丑”，即十二年(1517)，又明姚虞《岭海舆图》“其佛郎机国前次朝贡不与，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东莞县界，守臣通其朝贡，厥后劫掠地方，乃逐出，今不复来”，均与西文史料相吻合。据葡萄牙国立图书馆所藏旧档，葡萄牙商船在这之前已来到了中国海域，1514年（正德九年）葡人欧维士(Jorge Alvares)即来到广州附近海域屯门岛，与中国进行贸易，获利而归；1516年供职于葡萄牙船队的意大利人裴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ello)亦驾商船从满刺加来中国。这两次葡人东来，因未与明朝官方发生接触，中文史籍没有记录，张维华等史家一直引为缺憾。⑤而《惜阴录》云“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径至城下者”，也说明了葡萄牙商船在正德十二年之前即已来到中国海域，这可补其它史料缺载之不足。另外，关于葡人最早在中国登陆的地点，葡人记音为Tunmen或Tamao，据其对音和地理要素，朱杰勤曾考订为澳门附近零丁山之“舵尾”岛；⑥亦有说为台山县境之上川岛，今据顾应祥所记该地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故可知张维华所持屯门岛之说⑦，应较为可信。 关于葡使和通事。《惜阴录》云：通事禀称“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其使臣名加必丹”。《筹海图编》则言“其船主名加必丹”，《明史·佛郎机传》等均作“加必丹末”，已考定为葡语Capitao Moor之译音，义即船主。实际上此次来华的使臣为托梅·皮雷斯，他是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帝国进行海外扩张的代表人物之一。1511年9月，他在葡萄牙阿方索亲王的保荐下，以药材代理商的身份到印度，翌年4月至满刺加，在总督亚伯奎手下任商馆秘书、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1517年8月他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的身份到广州，留居怀远驿。正德十四年底始获准赴京朝觐，后几经周折，被遣返广州。据说1524年5月死于广州狱中。托梅·皮雷斯出使中国之前，曾在满刺加四处搜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的情报，于1515年编成《东方诸国记》一书，呈献给葡萄牙国王。该书曾被誉为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介绍东方情况的最早又最详尽的著作，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